关于possible love真的没必要再讨论李沧东是否足够真诚,我觉得最可怕的问题反而是,他可能真的很真诚。
反省其实恰恰是知识分子最优越的一种特权,借用布尔迪厄的分析,这一过程我愿称之为一种伦理资本化?一种主体通过展示其道德判断力与自我批判意识,在文化场域内部积累象征正当性的过程。这种机制最吊诡之处在于,对特权的充分承认反而能被重新吸纳为更高级的象征资本,and that is why你对这部电影产生怀疑时会有怀疑,因李沧东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一种不可被质疑的moral immunity。
李沧东对此并不天真。他自己在Cineplay的采访中承认,摄影机具有一种内在的欲望:它不断追逐更强烈的戏剧性,甚至会追逐他人更深重的痛苦。所以南多恩讲,李沧东自己的摄影机跟随孩子进入柜子内部,让观众从那个隐秘的位置观看试图闯入的镜头。这正是反身性装置的悖论,它能够揭露权力如何运作,却不能仅仅凭借这种揭露,就证明自身已经摆脱权力。就像我本人之前反复在讲的,当下很多左派姿态本质还是一种对权力与资源俯首帖耳的右翼利己分子。
当然我绝不是要在这frame李沧东as一个明知有害却蓄意为之的犬儒主义者,看遍了全网所有相关的评论,我最失落的只是,为何我们如此热衷讨论这些创作者以至于创作里唯一稍微可能有一点点意义的那个部分——人本身的现实处境——最后反而是最不值一提的。总之包括我自己在内,并不会因为possible love就更关心劳工问题一点,大家只是吵来吵去以证明自己更为聪明且有品位。
大家对如何谈论苦难的关切可能已经超过了对苦难本身的关切,I mean如果任何人讨论李沧东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比李沧东更加自觉,那么其实没有任何人逃离这套结构,它只是在同一套象征经济内部,获得了一个更狡猾的位置。最沮丧的是not even this is exempt,这一切竟然从来都无可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