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书欣 14岁初中生##虞书欣工作室声明#看到虞书欣与网友名誉权纠纷的新闻,原本不准备聊这事,毕竟案件还没有开庭,双方的证据也没有完整公开,但今天看到双方围绕被告身份以及调解经过产生了新的争议,我觉得有两个法律问题值得单独讨论。第一个是如果我们遇到了网暴,那如何获取被告身份信息?以及如何选择被告?第二个则是厘清一下法院调解的流程。
先简单介绍一下事情经过。据媒体报道,虞书欣起诉一名网友名誉权侵权的案件,预计于11月19日在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开庭。此前,一名自称14岁的女孩发文表示,自己在未满13岁时仅转发过一条涉及虞书欣争议事件的微博,结果家人就收到了法院传票,而被告竟然是自己的父亲和爷爷。她还介绍了家人的身体状况及家庭困难,引发不少网友关注。
11月17日,虞书欣工作室发布声明回应,称此次诉讼并未将该未成年人列为被告,起诉对象系根据微博平台披露的账号及关联手机号实名登记信息确定的两名主体。工作室还表示,涉案账号发布、转发的内容不止一条,涉及多项不实指控和侮辱性言论,相关内容累计浏览量达3.5万余人次。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涉案言论的具体内容、传播情况以及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目前仍然属于需要通过证据认定的问题。双方公开陈述存在差异,不能直接用其中一方的说法代替法院的事实认定。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被告会是父亲和爷爷?网络账号实名登记人与实际使用人不一致,应当如何处理?其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后期如果我们自己遇到网暴(但是不希望大家遇到这样的事情,只是以防万一,先了解着),我们如何合法且最快获取侵权人的信息。
律师的一般做法,可以依法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或者在符合当地法院规定的情况下申请律师调查令,向平台调取账号注册、实名认证及其他必要的身份信息。我们一般还有别的方法,主要为了给当事人省点钱,先起诉平台,申请法院责令平台披露账号实名信息,平台并会依托法院调查程序,披露涉案账号的上述信息。无论哪种方法,律师都是依赖平台披露的信息将相关人员列为被告。按照虞书欣工作室的说法,他们也是这样操作的。我们实际代理案件时,也会综合考虑取证成本、程序效率以及当事人的诉讼支出,选择更适合案件的路径。
但这里必须区分两个概念,账号实名登记人与实际侵权行为人。平台提供的实名信息能够帮助原告锁定调查对象,却不能直接证明登记人实施了侵权行为,更不能当然证明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比如,一个微博账号使用父亲的手机号码注册,实名认证信息也是父亲的,但长期实际使用这个账号的人可能是孩子。父亲是否知道孩子发布了什么内容,是否实际参与了发布、转发行为,以及是否依法承担监护责任,都需要法院在审理过程里进一步查明。
如果最终证据证明,相关言论确实由未成年人发布,那么接下来就涉及《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该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如果未成年人本人有财产,依法应先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所以,未成年人身份并不意味着其实施的所有行为都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如果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构成民事侵权,法律已经对相应的责任承担作出了安排。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未成年人侵权责任中的监护人责任,与账号实名登记人的责任,法律依据并不完全相同。父亲如果依法属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即使没有亲自发布相关内容,也可能因监护人身份承担相应侵权责任。但爷爷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还要看其是否依法具有监护人身份,或者是否存在其他足以承担侵权责任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因为爷爷是亲属,或者其身份信息被用于账号注册,就直接认定其应当赔偿。同样,如果未成年人实际使用账号的说法最终得到证实,也不意味着两名实名登记人必然都需要承担责任。法院仍然需要结合证据,分别判断各被告是否具备承担责任的法律基础。
还有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转发他人的言论,并不当然免责,但也不能因为转发了后来被证明失实的内容,就直接认定转发者构成侵权。法院仍然需要结合转发者是否存在过错,会结合多项因素综合认定,包括转发时是否自行添加评论、定性或者引申观点,原信息本身虚假、侮辱的特征是否足够明显,以及转发者对应的注意义务标准。普通网民的注意义务相对有限;而自媒体、公众人物,需要承担更高的信息核实义务。
这里还有一个诉讼程序上的细节。如果案件最终查明,涉案侵权行为确实由未成年人实施,而原告请求其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那么根据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法院应当将未成年人列为共同被告。因此,未成年人是否需要参加诉讼,也有相应的法律规则,并不能完全取决于其父亲是否同意追加。至于本案目前为什么没有将女孩列为被告,还需要结合原告具体主张的责任依据、法院的释明情况以及案件实际审理进程判断。
因此,这个案件中被告为何是父亲和爷爷,至少从现有公开信息看,有其诉讼程序上的解释。当然普通人可以从原告律师的操作里学习到如何合法获取被告身份信息。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看公告上显示,原告表示过调解意愿,为什么被告律师却说从未收到消息?从律师实务角度来说,这种信息差在法院调解流程里,其实并不罕见,并不当然代表某一方刻意撒谎。司法实践里,调解有很多不同的沟通方式,有些案件由双方律师直接联系,有些案件则主要通过承办法官或者法官助理沟通。比如我们代理原告时,经常会遇到法院工作人员打电话询问,双方有没有调解意愿,能不能提出一个调解方案。如果当事人愿意,我们通常会把调解的基本条件、金额或者其他要求告诉法院,请法院向被告转达。之后再根据被告反馈决定是否进一步谈判。但是法院收案量巨大,承办法官手上同时堆叠上百件案件是常态,所以可能之一是原告已经把调解意愿给到法官,法官记录在案,但还没有来得及安排时间通知被告方案;还有一种可能,原告表达调解意愿与法院实际安排调解之间存在时间差,在此期间被告更换了代理律师,导致不同代理人掌握的信息并不完全一致。当然,我这里只是在解释可能出现的程序情形,并不意味着本案已经发生了其中任何一种。所以本案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需要核对实际沟通记录。不过作为律师如果我从别处听到对方当事人有调解意愿,一般会主动联系承办法官核实。
感慨一下,法官希望当事人调解结案,我们律师又何尝不是呢?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调解可是定分止争以及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了。
最后,名誉权案件本身就容易受到公众情绪影响,尤其当纠纷一方是知名艺人,另一方涉及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困难时,大家很容易先根据双方的身份和处境形成判断。但民事诉讼需要解决的是具体的法律问题。相关言论是否失实,是否超出了合理批评的范围,是否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实际行为人是谁,以及相应责任应当如何承担,都需要证据和法律依据。
公众当然可以批评明星,也可以对涉及公众利益的事件提出质疑。与此同时,法律也会保护每个人的名誉权。至于本案中的具体言论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况,需要结合原始内容、发布语境、事实依据及传播情况进行判断。对于未成年人,法律既有特殊保护,也规定了相应的监护责任。对于家庭确实存在困难的当事人,其现实处境可以成为双方协商解决纠纷时考虑的因素,但不能单独决定侵权是否成立。
一场诉讼中,原告有权依法主张权利,被告有权充分抗辩,双方也都有权表达调解意愿。法律程序的价值,就在于让这些不同的主张有机会接受证据检验。案件尚未开庭,那我们把最终的事实判断留给法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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