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真话影事
26-11-18 07:18 微博认证:电影博主

《警惕把“小民尊严”写成精神绝境》#赵本山的慌啥子嘛为啥戳中了年轻人#

有朋友发了这篇《我见不得百姓受苦,把他们赶走》给我看。大家都知道,我一贯是对人也对事、因言也废人的。这个作者和这个号吧,不能说是反则和反贼。但时评里总有那么种“反味”。而且最重要的是,迎合、呼应、助长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比较流行的一种“反话”。

文章看似抓住了一些真实而具体的问题,比如凌晨等活的零工需要更体面的劳动条件,公共服务不能只在形式上完成“规范化”,技术进步也不能成为回避分配问题的理由。一个地方有没有暖棚,有没有热水,年纪偏大、需要日结、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能不能进入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这些问题都值得追问,也都应该解决。

但承认这些,不等于接受文章随后构造出来的整个世界。

文章从一群凌晨等活的人出发,最后抵达的不是怎样改善他们的处境,而是“接下来还会更苦更难”;不是怎样打通科技发展与民生改善之间的制度通道,而是“我们就不要再提什么繁华了,什么盛世了”;不是怎样使普通人获得更多现实能力,而是让屏幕前的读者相信,自己终将成为“不被看见的人”。

于是,一个本来可以通向公共政策、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的问题,被写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命运;一群本来正在通过劳动维持生活、寻找机会的人,被写成了只能等待别人举起手机的沉默者;一篇本来可能推动改变的文章,最后只留下一个字:慌得一批。

如果一篇号称替普通人说话的文章,最终没有让普通人多一分办法、多一分力量、多一分对现实关系的辨认,只让他们多一分悲伤和绝望,那么它生产的究竟是什么?

我大概给它下一个定义,这是一种“姿态性民本”。它以普通人的名义开始,以写作者的深沉结束;以具体苦难为入口,以普遍绝望为出口;看似始终站在弱者一边,实际上只把弱者变成了证明自身清醒的材料。

一、不是不能跟理想比,而是不能把理想变成取消历史的工具

我一直主张,看问题要有“三比”:跟过去比,跟美国比,跟理想比。

跟过去比,是为了知道我们从哪里走来,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是新产生的,哪些问题虽然依旧存在,但其性质、规模和解决条件已经发生变化。

跟美国比,是为了打破那种把西方想象成“免费、平等、轻松”的单向度幻觉,理解不同制度都要面对就业、分配、养老、医疗和社会流动的难题。

跟理想比,则是为了不被已有成绩束缚,始终用社会主义应当实现的目标检查现实。

这三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跟过去比,不是拿过去为今天辩护;跟美国比,不是靠别人也有问题来免除自己的责任;跟理想比,也不是因为现实尚未达到理想,就宣布此前全部发展毫无意义。

可在这篇文章所代表的叙事中,“三比”往往被压缩成只剩下最后一种,而且是被抽掉历史过程的“跟理想比”。

为什么它们越来越不愿意跟过去比?因为一旦把今天放进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中,许多笼而统之的判断就无法成立。大规模减贫、社会保障扩展、基层治理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普及,这些历史事实并不会使凌晨等活的人不再寒冷,却会打破“一切从未改变”“发展与普通人的生活毫无关系”的叙述。承认进步与继续解决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同时成立。

为什么早些年它们热衷于跟美国比,现在这种比法又逐渐失去吸引力?因为那个被想象出来的美国,曾经承担着一个功能,去充当不存在矛盾、不存在市场波动、不存在劳动风险的彼岸。可当越来越多的人亲自进入真实美国,发现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同样存在高昂成本和复杂门槛,这个彼岸就不再好用了。于是,比较对象便从一个可以被事实检验的国家,转向一个永远不会完全兑现的理想。

跟理想比当然永远有必要。社会主义本身就要求不断前进,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个持续推进的历史过程。在进入更高发展阶段以前,差距不会自动消失,新需求还会不断产生,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这意味着批评永远有空间,改善永远有任务。

但也正因为如此,理想必须同时是尺度、方向和实践目标,而不能只是证明现实一无是处的反光镜。理想作为尺度,现实作为起点,实践作为桥梁。抽掉桥梁,只剩尺度与起点的对照,任何人都可以永远正确,任何社会都可以永远不合格,任何改变都可以被说成“远远不够”。

这种批评看似标准最高,实际上成本最低。

二、“社会越发展,人越敏感”不等于“社会越发展,人越绝望”

近年来,这类文章又增加了两句看似很新、很有现代感的话:“宏观数据代替不了个人感受”,“技术发展没有带来普惠”。

这两句话都包含合理成分。宏观数据当然不能代替每一个具体人的感受,技术进步也不会自动完成公平分配。生产力向前发展,并不会天然保证每一个人都同步受益;效率提升如何转化为就业质量、劳动收入、公共服务和闲暇时间,需要生产关系、分配制度和公共政策共同发挥作用。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不需要靠否定科技才能提出。

但“同时存在”与“已经证明因果”,不是一回事。

一边是新能源、人工智能、航天技术取得进展,一边是有人在凌晨等日结零工,这两幅画面可以同时为真,也足以促使我们追问分配机制。然而,仅凭两幅画面的并置,不能直接证明普通人处境艰难就是高科技造成的,更不能证明技术红利必然只被少数人捕获、劳动者只能承担全部成本。要完成这样的判断,需要分析产业替代、职业结构、初次分配、再分配、劳动组织和社会保障,而不是靠一句“这两件事不是偶然的并列”就跳过全部论证。

文章实际上也触及了“效率提升和财富增量有没有通过某种机制流到普通人那里”这一真问题。遗憾的是,它没有继续分析机制,而是迅速回到“新闻联播是新闻联播,自己的日子是自己的日子”。机制问题刚刚露出头,就被情绪对立重新盖住。

因为分析机制意味着寻找节点、责任和办法,而渲染对立只需要维持一种姿态。前者,99%的自媒体不会。后者,99%的自媒体需要。

这里还要讲清一个常被忽略的变化。社会越发展,人的需求越丰富,对痛苦的感受也可能越细致。过去,人们首先关心有没有一份工作;今天,还会关心工作是否稳定、有没有社会保障、劳动是否安全、职业有没有上升通道、生活是否保有尊严。过去,人们可能满足于“有地方办事”;今天,还会要求办事更便捷、规则更透明、服务更平等。

这不是新诉求不真实,而恰恰是发展抬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预期。新的痛感不一定意味着社会整体退回旧的状态,它也可能意味着旧的标准已经不能满足新的人。

所以,真正需要做的,是把这种敏感度转化为更精细的治理、更完善的保障和更有尊严的劳动关系,而不是把它解释成“越发展越没有希望”。前者承认问题的历史性,后者只利用问题的情绪性。前者会越分析越具体,后者只能越写越虚无。

三、谁需要这种姿态?

对这类文章,仍然要坚持我一贯提倡的全过程辩证分析,看动机、看手段、看影响。

看动机,并不是忙着给谁定性,更不是把所有批评者都说成反贼。很多人未必有那么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甚至未必认真思考过制度问题。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位置。别人谈发展,他就谈代价;别人谈进步,他就谈阴影;别人谈解决问题,他就谈问题无法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显得自己不轻信、不合群、不肤浅。

但讲一句“还有穷人”,并不自动等于深刻。深刻不在于你敢把画面调暗,而在于你能不能解释画面中的关系。这些人为什么来这里等活,正规零工市场为什么匹配不足,年龄、技能、结算方式和用工灵活性怎样共同影响选择,公共服务的入口应当怎样调整,视频传播和具体处置之间又有哪些可核验的事实。离开这些关系,只反复说“他们慌了”“我们也将成为笑料”,深沉就主要成为一种语言效果。包括为什么删除视频?网信部门的治理针对什么?

这种动机未必凶险,却非常省力。它不需要进入现场,不需要跟踪政策,不需要了解零工怎样找工作,也不需要评估一项建议的成本与条件。只要把任何改善都说成微不足道,把任何成绩都说成盛世滤镜,把任何具体困难都扩展为整体宿命,写作者就可以一直占据道德高地。

把永远正确留给姿态,把永远无解留给读者。

看手段,则可以看到几次明显的跳跃。

第一次,是从具体场景跳到社会全景。凌晨劳务市场当然值得记录,但一个场景能够说明一部分人的处境,不能自动概括所有人的生活,更不能单独完成对一个时代的定性。

第二次,是从个人感受跳到宏观无效。个人感受应当被尊重,宏观数据也不能取消个体痛苦;但反过来,个体痛苦同样不能证明全部宏观进步都是虚假的。数据需要人的经验来校准,经验也需要更广阔的事实来定位,二者不是只能活一个。

第三次,是从对具体处置的质疑跳到对一整套动机的确信。视频是否下架、为何下架、由谁处置,都可以通过事实继续追问,具体处置也完全可以接受批评。但从不替具体处置辩护,到承认文章已经掌握了所有人的心理,中间还有很长一段证据之路。把“应该有人见不得百姓受苦”写成唯一解释,是文学讽刺,不是机制分析。

这些手段有一个共性,它们把可以核实、可以追责、可以改进的问题,变成只能感受、只能转发、只能绝望的问题。

四、被影响的人是谁?

谁在读,谁在共鸣,谁被这种叙事改变了?

那些清晨出门、在寒风中等活的人,当然需要被看见,需要更好的公共服务,需要更稳定的收入和保障。但他们并不是只有“被看见”这一种存在方式。他们寻找工作、维持家庭、学习经验、调整路线、与雇主讨价还价,也在通过具体劳动获得现实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不应被浪漫化,更不能成为苦难合理化的理由;可如果只把他们写成沉默、无助、等待别人偶然举起手机的人,也同样取消了他们的主体性。

劳动者的能动性不是否认苦难的理由,劳动者的苦难也不是取消其主体性的理由。

而真正大量消费这类文章的,未必是文中那些清晨务工的人。相当一部分读者,是暂时不在这些劳动场域中的人,尤其是一部分脱离生产一线、社会经验不足、又对未来怀有真实焦虑的青年。他们并不是在文章中学习怎样帮助零工,而是在借零工的处境解释自己的不安。就业的不确定、生活的压力、上升的焦虑,都在“我终将成为不被看见的人”这句话里找到一种总体化表达。

于是发生了一种危险的替换。别人的具体苦难,被转换成自己的抽象绝望;别人的劳动现场,被转换成自己的情绪空间;本来应当通向公共责任的同情,最后收缩为对自身命运的悲观预演。

借来的苦难与真实的焦虑叠加,产生的未必是行动,也可能是道德激动之后更深的无力。

对劳动者而言,最迫切的是一份工作能否更稳定,工资能否按时拿到,天冷时有没有休息场所,年龄增长后能否获得其他就业机会。对一部分读者而言,文章提供的却只是“你也没有办法”。前者的问题如此具体,后者的结论却如此抽象;前者需要现实支点,后者得到的却是精神失重。

这就是它相当有害的地方:它不一定让被书写者得到帮助,却可能让旁观者失去行动的愿望。

五、“只要诉苦就会有好日子”与“炒股必须快速确定赚钱”有同一种心理结构

文章一边说暖棚、热水“真不难”,一边又宣布“接下来还会更苦更难”,并把科技、发展、繁华和盛世整体写成反讽。于是,暖棚只能证明写作者有同情心,却不能成为制度可以改善的证据;热水只能衬托寒风,却不能成为公共行动能够有效的起点。

这就是它的危险之处,不是没有任何一句建议,而是没有给建议留下能够生长、能够累积、能够转化为改变的社会信心。

胡锡进始终呼吁炒股要能确定性赚钱、要能快速赚钱,这与“我只要诉苦就会有好日子”,有一种可以比较的心理结构。当然,投资收益与民生权利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但两种叙述都在把复杂的历史过程压缩成即时兑现。一种要求市场绕过风险、周期和判断,直接保证个人盈利;另一种暗示公共表达可以绕过组织、政策、协商和实践,直接兑换一个连标准都说不清的好日子。

它们都把个人放在了被动等待的位置。一个等市场必须让自己赚钱,一个等诉苦必须让世界变好。一旦没有立即兑现,前者可以骂市场,后者可以骂时代,唯独不需要重新理解过程,也不需要形成新的能力。

但生活从来不是这样改变的。

对劳动者来说,诉苦只有转化为更清楚的权益表达、更有效的劳动组织、更可及的职业培训和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才可能成为改变的一部分。对公共部门来说,舆情只有转化为对岗位匹配、劳动权益、服务盲区和处置方式的具体检查,才不会停留在一次应对。对普通读者来说,同情只有转化为核实事实、支持合理政策、参与公共讨论、尊重一线劳动,才不是一场短暂的情绪消费。

诉苦可以是起点,但不能冒充全过程;愤怒可以推动行动,但不能替代行动本身。

六、真正有用的批评,应当使人更有办法

所以,评价一篇“为普通人说话”的文章,不能只问它敢不敢讽刺、敢不敢表达愤怒,还要问它究竟帮助谁看清了什么,推动了什么,又让谁有力量去做什么。

如果它面对零工市场,就应当继续追问:怎样使公共就业服务适应日结、高龄和灵活用工的真实需求,而不是用单一规范把最需要服务的人挡在门外;怎样改善工资支付、劳动安全和休息条件;怎样让社会保障更有效地覆盖灵活就业者;怎样使产业升级与职业转换、技能培训、就业服务相互衔接。

如果它面对技术分配,就应当说明:技术收益经过哪些环节分配,劳动者在哪些环节缺乏议价能力,公共政策能够在哪些环节介入,企业又应承担什么责任。这样,技术进步与民生改善之间才不会被写成只能二选一的对立面。

如果它面对青年焦虑,就更应当把真实处境讲清楚:困难不能被美化,个人也不等于无能;制度需要改进,个人仍可以学习、组织、合作和参与。宏观形势不能替个人生活打包票,个人感受也不足以给整个时代判死刑。帮助青年认识现实,不是让他们强行乐观,而是让他们既不轻信廉价成功学,也不接受廉价失败学。

对国家和社会而言,这类文章或许能提醒人们保持清醒,继续做好社会保障,不能让发展数字遮蔽具体的人。但这种提醒要真正有益,就必须落到责任、机制和办法上。否则,所谓清醒只是读者不断确认“没有办法”,所谓监督只是写作者不断证明“我早已看穿”。

小民尊严从来不是宏大叙事的反面。真正值得坚持的宏大叙事,本来就应该落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落在一份工资能否按时支付上,落在一个劳动者能否有尊严地休息上,落在一个人遭遇困难时能否找到制度入口上。反过来,小民尊严也不能被写成拒绝一切宏观发展的理由,因为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公共能力的积累和社会组织的完善,尊严同样缺乏坚实的物质支撑。

不要把凌晨四点写成这个国家的全部,也不要把火箭、芯片和宏观数据写成每个人的此刻。真正严肃的态度,是让二者在现实机制中相遇,而不是让二者在文章里互相取消。

真正有立场的批评,应当让受苦者多一点办法,让有责任者少一点借口,让旁观者多一条行动路径。只制造情绪,不形成动力;只证明苦难,不研究改变;只让在场外的人悲伤,却不帮在场内的人增加力量,这样的“为民请命”,最后请来的往往只是写作者自己的声名。

冬天到了,姿势不能取暖,办法才能。

发布于 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