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更新《熊逸讲透资治通鉴》,第九天,
今天会看到晋阳之战的结局,赵无恤派张孟谈秘密出城,说服韩、魏倒戈。三家联合决堤放水,智瑶的军队瞬间溃败,智氏全族几乎被灭。
《资治通鉴》卷一记载,赵无恤派家臣张孟谈秘密出城,分别与韩康子、魏桓子会面。张孟谈开门见山地说:“臣闻唇亡则齿寒。”如果赵氏灭亡,智氏实力进一步壮大,韩、魏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韩魏俩人承认早已明白这个道理,但担心密谋泄露,自己还没有来得及行动,便会遭到智瑶报复。张孟谈回答,密谋只在两位家主与自己之间传递,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于是三人约定反击日期。
熊逸特别指出,《淮南子》保存的相关叙述中有一句“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共同的情感能够使人互相支持,共同的利益则可能使人愿意为彼此承担重大风险。他还引用《墨子》中的说法,强调行动必须及时,否则一旦晋阳陷落,韩、魏就失去了联合赵氏反击的机会。
这段游说的成功有三个条件。首先,三家对智瑶已经形成共同的敌意;其次,他们拥有一致的生存利益;最后,晋阳即将失守,迫使韩、魏不能继续观望。
所以,说服别人的要点不在于你的观点有多正确或正义,而是分析共同利益、明确风险分担,并让对方看见继续拖延的代价。
但熊逸也提出一个疑问。张孟谈说密谋只有三个人知道,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消除风险。他在军营之间秘密往来,可能被守卫发现,也可能遭到盘问。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他如何突破封锁,因此我们不能把整个过程想象得毫无破绽。
约定的夜晚,赵无恤派人杀死守卫堤坝的军官,决堤放水,让原本用于淹没晋阳的水流反过来冲击智氏军营。智氏军队忙于应对突如其来的洪水,阵形陷入混乱。韩、魏两军趁机从两翼进攻,赵无恤则率军正面出击。三家形成夹击,智氏军队迅速溃败。智瑶被杀,智氏宗族几乎遭到灭绝,只有此前主动脱离智氏、改为辅氏的智果一支得以保全。
熊逸认为,晋阳之战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如果智瑶能够提前攻破城池,赵无恤便没有机会联合韩、魏;如果韩、魏没有及时倒戈,赵氏也很难独自击败智氏。但熊逸同时指出,智瑶的政治策略本身存在严重缺陷。他试图联合韩、魏消灭赵氏,却没有真正解决韩、魏对智氏的恐惧。表面上形成三家围攻一家的局面,实际上韩、魏随时可能反叛,智瑶相当于把两个潜在敌人留在自己的军队内部。
随后,司马光突然中断叙事,发表了一段关于才能与品德的长篇议论。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司马光认为,智瑶拥有出众的才能,却缺乏相应的德行,因此最终失败。熊逸认为,司马光把智瑶的失败归因于才胜德,虽然符合儒家政治伦理,却没有充分解释晋阳之战的实际过程。智瑶失败的直接原因,是韩、魏两家倒戈以及水攻工程被反向利用。更深层的原因,则包括智氏与赵氏长期积累的矛盾、韩魏赵三家之间原有的合作基础,以及智氏内部可能存在的经济问题。
这里熊逸引用了一份出土文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吴问》等竹简,其中保存了吴王与孙武讨论晋国六卿政治经济状况的内容。《吴问》通过比较各家族的土地制度和赋税负担,推测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和赵氏的兴衰顺序。其基本思路是,过重的赋税会削弱民众的生产能力和政治支持,最终影响家族的长期实力。
熊逸对此提出怀疑。他认为,《吴问》很可能并非孙武本人所作,文本可能经过后世加工。尤其是根据赋税轻重准确预测各家族灭亡顺序,容易带有事后解释的色彩。
之前我读过一些关于《吴问》的研究,文章讨论六卿的授田制度、亩制差异和赋税安排。研究指出,六卿在土地分配和征税方面存在差异,赵氏部分领地的赋税安排相对特殊,六卿之间确实可能存在不同的土地和税收制度。但它不能直接证明智氏一定因为税负较重而灭亡,也不能证明赵氏最终胜利完全源于轻徭薄赋。
回到智瑶,他身上有很多领导的通病,能力很强,但是不太重视关系管理。他们能够准确计算利益、制定策略,也能迅速识别别人的弱点,但一旦掌握优势,就容易把自己的判断置于所有人之上。所以,一个组织如果允许成员表达不同意见,领导者就更有机会提前发现风险;如果所有人都害怕得罪领导,真实的信息便会逐渐消失。智瑶对絺疵劝告的处理,正说明他缺乏接纳不同意见的能力。当然,领导者仅仅愿意听取意见仍然不够。他必须让合作伙伴相信,自己的利益会得到尊重,合作成果能够合理分配。否则,即使大家表面上维持良好关系,也可能在利益受到威胁时迅速离开。
长期关系的经营需要同时具备能力、克制和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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