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化纵横谈# 【苏轼为何能寄应开封府试】

朱青

北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三月，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兄弟奔赴京师开封。这场跨越千里的科举之旅，成就了北宋文坛最耀眼的双子星。是年七月，苏轼兄弟即应开封府试，得解。次年，兄弟两人又同登进士榜，一时荣光无限。然而，此间有一疑问：作为蜀地眉山人的苏轼兄弟，如何能突破户籍限制，在开封参加府试？

宋代科举实行“发解试—省试—殿试”三级体系，其中发解试作为首关至关重要。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确立解额制度后，各地解送名额差异悬殊。开封作为政治文化中心，享有“十人解一名”的优厚待遇，而偏远州县往往需30人竞争1个名额。这种悬殊差距导致了士子流动的现象。

唐代虽对贡额有具体规定，但宋初因战乱频仍，教育未兴，故太祖时期没有严格限制解额。至太宗时期，聚集在京城的考生人数剧增。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九月，朝廷要求各地提高发解士人质量，其目的就是要对发解数量有一定限制。然而，因为没有明确提出限制办法，无法遏制发解数量日益增长的势头。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诸道贡举人万七千三百，皆集阙下”。发解试荐送者过多，礼部省试不堪重负。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五月，朝廷下诏限制发解试名额，各地文化发达程度不同，教育事业发展状况也不同，逐渐出现“有十人解一名处，有二十人及三十人以上解一名处”的现象，不同地区通过发解试的比率慢慢失调。

京师的宽松解额与文化资源优势，使其成为天下士子眼中的“科举福地”。尽管宋代虽严令禁止“冒籍”，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特颁诏令，允许“显无户籍”或“离本贯难返”的士子，经三名省试举人或一名命官保举即可在开封府应试。“保举”条款，成为特殊人才突破地域限制的关键通道。

苏轼兄弟的京师应试，正得益于这一“保举”条款。苏洵携子路过益州（今四川成都）时，曾拜谒知州张方平。张方平素以“刚直敢言”著称，更以博学闻名——凡书过目不忘，曾月余读完《十七史》。

张方平读罢苏轼兄弟文章，惊为“天下奇才”，当即力劝苏洵赴京发展。但他并未立即允诺举荐，而是提出一个特殊要求：“闻二子学已至精，愿试以秘阁六论之式。”他命人取来六道论题，题目范围严格限定在《九经》《十七史》《七书》及诸子注疏之中，其中一道暗藏玄机——某题实为张方平杜撰，典籍中并无出处。苏轼接题后提笔疾书，在测试过程中，苏辙遇到一道难题，通过暗示向苏轼求助。苏轼用笔敲桌子，暗示答案出自《管子注》。待兄弟俩交卷，张方平展卷细览，发现被勾之题实为伪题，而苏轼临场应变之智、苏辙审慎求真之态，令其拍案惊叹：“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张方平深知，仅凭苏氏父子蜀地户籍，难以在京应试，唯有通过宋真宗诏令中的“保举”条款，方能为其争取资格。

尽管与欧阳修因政治立场素有芥蒂，张方平仍以“草泽奇才”为名，为苏轼兄弟写举荐信，要苏洵赴京面谒欧阳修。欧阳修素以爱才著称，不但没有因举荐人身份而轻视，反而对苏轼兄弟大加赞赏。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七月，苏轼于朝阳门（新宋门）内景德寺参加开封府解试，得第二名。次年省试与殿试，他们兄弟二人同登进士榜，创下“一门双魁”的佳话。

从眉山到京师开封的千里跋涉，从府试到制科的层层突破，苏轼兄弟的科举历程，既映照出宋代科举体系在平衡教育资源、维护选拔公平方面的制度设计，又彰显着那个时代对真才实学的迫切渴望。开封府试的宽松解额与文化资源优势，本为京师士子提供了天然便利，但宋真宗时期“显无户籍”或“离本贯难返”者可经保举应试的特殊条款，正如一道为非常之材预留的门户。张方平以伯乐之眼识得千里马，欧阳修以爱才之心打破成见，最终让蜀地才子的文章华彩得以在京师科场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