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艰难探索的成果，最终被学者费孝通先生提炼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表述，并成为官方民族论述的基石。而这套在现实中力求平衡多元与一体、历史与现实的叙事策略，在键政圈有着更为熟悉的名字——“团结史观”。中国国家建构：“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双重性
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建构始终存在 “多元帝国-民族国家”的双重性。

现代中国既继承了传统帝国的大规模疆域、多族群人口及其治理遗产，又必须在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体系内界定自身的主权与认同。这种双重性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构成了一种持续的内在紧张与创造性张力的根源。

围绕这种张力的应对与解决之道，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何为中国”的定义权之争。

部分皇汉试图将中国历史从“帝国”传统中剥离，重构为标准的民族国家起源神话。其中一种路径是借由取消民族识别，确认汉文化作为国家文化的唯一性，可以称之为“消化派”；另一种皇路径就主动放弃满、蒙、疆、藏等边疆地带，构建一个族群与文化高度均质的“民族国家”，也就是所谓“弃地派”。后者论调完全无视地缘政治的残酷现实和国家领土完整的根本原则，多存在与网络早期，目前已基本被各派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皇汉话语的传播效力并非赖以上核心主张，而更依托于更广泛的社会矛盾来积累声势。例如，近年来对满清历史的民间清算浪潮，其能量很大程度上并非来自对17世纪历史的纯粹学术兴趣，而是对当代文化政策中某些被视为“粉饰”历史的反弹，是民众借古喻今，表达的是对文化表述权、政策公平性等现实问题的关注。

除此之外也需要指出，地域攻讦、海岛奇兵、欧美民粹右翼输入，与皇汉也够成了类似曹操和汉献帝的关系，汉献帝可以给曹操当人形图章，他才可以继续保持影响力。

与之相对，“多元一体”框架则试图在维持疆域完整的前提下，构建超民族的共同体认同。不过在历史叙述上，往往采取“宜粗不宜细”的策略。对于历史上族群间的冲突、融合与权力关系，过于简化的处理则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知识追问和不同群体的历史情感需求。不可否认，当下文科建设与学界阐释能力十分欠缺。

自十九世纪以来，面对传统老大帝国的分离压力及其后续的秩序重建，现有社会科学理论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少数在较大规模旧帝国体系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被验证具有一定适用性的理论资源。它提供了一套包括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愿景在内的整体方案。两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两者可以说都没有继业者国家。奥匈和奥斯曼帝国转型时，马克思主义尚未未被本地精英和民众充分采纳。土耳其虽然经历了凯末尔改革，但那是世俗民族主义；奥匈地区则转向了资本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无法维持帝国范围认同。

中国与苏联都曾依托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原有帝国疆域范围内的政治认同，它用“阶级”和“革命”的普遍性叙事，在一定程度上覆盖曾尖锐的族群、地域矛盾，为国家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缓冲期和整合工具。

但这并非一劳永逸的方法。随着阶级话语的淡化和全球化时代身份政治的兴起，族群、宗教等传统认同再次凸显。原有的整合机制需要与时俱进，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保障各族的合法权益与文化尊严，又持续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国家的认同，是亟待探索的课题。我们也看到诸如“新天下主义”等理论的提出。这些思潮试图从中国传统“天下观”中汲取治理思路，构想一种既能超越狭隘民族国家界限、又能回应全球治理难题的新型秩序观。这暗示着，关于中国国家建构的思考，已不再局限于如何在“民族国家”要求，开始转向探索中国能否以及如何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的共同体组织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