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读】《快雨堂记》
（清）姚鼐

“心则通矣，人于手则窒，手则合矣，反于神则离。无所取于其前，无所识于其后。达之于不可迕，无度而有度。天机阖辟，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论书如是，吾闻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书之艺自东晋王羲之，至今且千余载，其中可数者，或数十年一人，或数百年一人。自明董尚书其昌死，今无人焉。非无为书者也，勤于力者不能知，精于知者不能至也。”

禹卿作堂于所居之北，将为之名。一日，得尚书书“快雨堂”旧匾，喜甚，乃悬之堂内，而遗得丧，忘寒异，穷昼夜，为书自娱于其间。或誉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鸟鷇而食，成翼而飞，无所于劝，其天与之耶？虽然，俟其时而后化。今禹卿之于尚书，其书殆已至乎？其尚有俟乎？吾不知也。为之记，以待世有识者论定焉。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徽桐城人。清代著名散文家。早年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任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等，年四十辞官南归，先后主讲扬州梅花、江南紫阳、南京钟山等地书院四十多年。著有《惜抱轩全集》等，曾编选《古文辞类纂》《五七言今体诗钞》，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在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风格，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阳刚”就是豪放，“阴柔"就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至高境界。桐城派古文经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快雨堂”本是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题写的一块匾额。作者友人王禹卿在自己住所之北新筑一堂，专为练习书法，想寻求一个较有寄寓而又合于此堂实际的堂名，一日，得到董其昌题写的这块旧匾，大概是觉得合乎书法家在行笔快意累累时，手底会笔墨淋漓，以致让人感到满堂风雨不胜寒。于是便悬之于堂，借以为名，然后则“遗得丧，忘寒暑，穷昼夜，为书自娱于其间。”作者不由十分感慨，作了这篇《快雨堂记》。这篇散文虽是记快雨堂，却纯以议论出之，篇幅不长，写得舒迂徐缓。前半部分引王文治论书之语，不厌其繁；后半部分写王筑堂得匾、日夜临池事，仅用寥寥数语，人物形象却已跃然纸上。此文运用比喻生动而富有寓意，使用问句令文气跌宕，读来唱叹有致，文有尽而味无穷。

图一至图四：清道光时期合河康绍镛刊《古文辞类纂》书影，全书七十四卷，清代姚鼐纂集。其所选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之作为主；其前选入战国、秦汉的部分作品，其后选入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的作品，中间选入少数元结、李翱、张载、晁补之的作品。魏晋六朝之作，只在辞赋类中选晋代张华、刘伶、陶渊明、鲍照的赋各1篇，潘岳的赋3篇，在颂赞类中选晋袁宏的赞1篇。全书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13类，文约700篇，合为74卷。卷首《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特点和源流。书成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是代表“桐城派”散文观点的一部选本，曾颇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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