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club[超话]# 自序丨西夏和辽、金、宋四个政权出现于我国中世纪的后期，它的存在历时一百九十年（公元1038—1227年）。如果从其“虽未称国而王其土”（《宋史·夏国传》）的拓跋思恭所建夏州政权算起，更历时三百四十七年（公元881—1227年），比同它先后相鼎立着的辽（公元916—1125年）和北宋（公元960—1127年）、金（公元1115—1234年）和南宋（公元1127—1279年），在时间上历年更为长久。我们即使把北宋和南宋立国时间拉通计算，也不过三百二十年，仍比它少二十七年。在幅员方面，西夏境土之大，奄有今甘肃大部、宁夏全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方二万余里”。它长时期屹立在祖国大地上，是不容忽视的。乃元人纂修辽、金、宋三史时，独不肯给西夏写出一部分量同样足观的纪传体的专史，只在三史中各以少许篇幅专载西夏史事：一百一十六卷的《辽史》只有《西夏外纪》一卷，一百三十五卷的《金史》只有《西夏传》一卷，而在“正史”中最以卷帙浩繁著称的《宋史》，全书四百九十六卷，其《夏国传》也只有上、下两卷。元代史臣用以专述西夏史事的篇幅如此其少，当时公私所拥有的西夏史料，以未被纳入一部专史之故，从此遂致湮灭亡佚，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
清代嘉、道以来，崇尚考据之学；由经学转向史学之后，不少学者认识到西夏在祖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于是掇拾烬余，补葺史阙，极其辛勤地撰写出西夏专史多种问世，重要的有：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四十二卷，周春的《西夏书》十五卷，陈崑的《西夏事略》十六卷；最后，戴锡章在民国初年撰成《西夏纪》二十八卷。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过去只有一个粗略轮廓的西夏历史，逐渐有了明确具体的内容，而不再处于若存若亡、若明若昧、不足轻重的状态了。同时在另一方面，有关西夏的地下资料，却又日有发现；学者们通过这些地下资料，已能认识死去数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并掌握其语法和造字规律。这无疑又给西夏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天墀同志多年从事宋史的钻研，在充分利用前人西夏史著述的基础上，结合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考古发掘所得的西夏文物资料，披荆斩棘，写成这部《西夏史稿》，可以说是带有几分开荒性的著作。它经过两次修订和补充，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是值得称道的。
关于本书的写作要旨，作者已在本书《前言》中有所陈述。现在只把阅读本书后的一些感受，简单写出如下三点：
第一，民族平等的原则在本书里特别受到重视。西夏在我们祖国是以党项羌为主体民族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当时跟它相鼎立着的辽、金和宋，则分别以契丹、女真和汉族为主体民族，所有这些政权的民族成分都不是单一的。比如西夏除党项羌外，就还有吐蕃、回鹘、蒙古、契丹和相当多的汉族人民。辽、金、宋政权的民族成分也都同样是复杂的。所有这些政权统治下的各族人民，都是当代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都应该给予同等的历史地位。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的历史学家为其阶级地位和时代条件所局限，对于民族平等的原则是完全认识不到的。以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里的人数最多的汉族的史家来说，在他们的著作中，往往不免充斥着和流露出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意识，这种偏见对于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就是一个大障碍，而且也是根本不符合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的。因为一部整体的中国史，是由祖国各民族的创造活动所共同组成的，各民族部分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彼此互相结合的过程，在政治上尽管出现一时一地的分裂对峙，而经济文化方面则始终血脉贯通，浑然一体，绝对难以分离。但以往一切旧史学家由于眼界狭隘，他们所最关心的只不过是当时统治阶级的特权利益，而对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共同愿望，却往往漠视，很少作出适当的反映。所以要写作像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各族史，应该把广大的各族人民和居于少数的统治阶级区别开来，要清除统治阶级所带有的阶级偏见和民族偏见，并把各族人民合作友好、互相依靠、共同生产劳动、创造祖国历史的强烈意愿和光辉业绩充分地表现出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历史发展的道路并不是笔直平坦的，往往会遇到一些峡谷险径，凶滩恶水，必须迂回前进，才能达到光明胜境。举例来说，在祖国历史上的夏、辽、金、宋几个政权分立对峙竟达三百多年之久，何以接着又出现了元、明、清的大一统局面呢?这就是各族人民共同斗争的胜利结果。因为各族人民要统一不要分裂，要和平不要战争，虽然经历着漫长的迂回曲折的道路，但共同愿望还是得以实现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给祖国历史上各族人民以完全平等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
本书作者把阶级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西夏历史的研究和写作中去，尽管西夏史料散亡太甚，而仅存的点滴又多带有封建主义的偏见和狭隘性，待克服的困难不少，本书的写成是向人民的西夏史跨出了一大步，这显然也就是本书所取得的新成就之一。
第二，研究西夏历史的难点，在于足供采录的资料太少；现在从事写作，就必须广搜博览，参伍排比，掌握可信史料，打好坚实基础。但从故纸堆中拾遗补阙，来源既多歧异，矛盾抵牾亦复不少，倘轻率下笔，难免以讹传讹，造成疑误，有违历史真实。此书在采择史料、利用前人的成说方面，对于史事的判定一般是很审慎的。例如《中国边疆图籍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出版）一书，在“西夏史料”栏中所列的明人李维桢等撰《西夏始末记》《西夏录》《经略西夏始末记》《平夏纪事》《平夏疏录》《安夏录》《入夏录》等七种及清人马鸣銮撰《平夏纪录》一种，上述各书所谓“西夏”或“夏”，系指明玉珍在今四川东部所建夏国，或记今河套宁夏等地之当代边事；《图籍录》还列有《西夏经义》十三种二十一卷，则系清人何西夏讲说儒家经义之书；又同书同栏列清人邵廷寀的《西夏纪事》十二卷，作者据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对勘，邵氏所著有《东南纪事》及《西南纪事》各十二卷，而无《西夏纪事》，则所谓《西夏纪事》者殆为《西南纪事》之误可知。以上这些本来与拓跋氏西夏完全无关的书，经作者加以考证指出显然是有必要的。
又如吴广成、戴锡章这两位专治西夏史的名家，前者在所撰《西夏书事》第三十五卷，后者在所撰《西夏纪》第二十四卷里，都将金熙宗皇统四年（即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夏季遣使南宋的外交酬应，记作西夏向南宋入贡。经本书作者检对《大金国志》第十一卷所载，便确证所记其年夏天的“夏”字，被吴、戴两氏误解成为西夏，这样西夏入贡南宋的记事就根本不能成立了。
此外，如西夏统治者元昊之诛杀外戚重臣野利弟兄，本书采取司马光《涑水记闻》第九和第十一卷的记载，判定其事发生在夏宋议和后二年，而不肯附和现在有的同志认为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记年代为可信的意见——它是把野利弟兄之死说成发生在夏宋议和达成之前的。作者之所以作出这个判断，乃是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百六十七卷里关于此一“公案”原委的详确记载，并进行了具体分析，因而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在本书中还逐处可以见到一些事例，如西夏自称“白上国”的国名取义，西夏右厢军事要隘克夷门的地理位置等，作者都认真进行考证，力求合乎实际。
第三，本书在编写方式上，照顾了普通阅览的需要，史料充实，引据可信，是一本适合学习的西夏史入门书籍；对有志进一步研究西夏史的读者，在寻找史料方面也提供了大量充分的线索，把它作为前进的阶梯，可以避免或少走弯路。因为留存下来的西夏史的关键性资料非常缺乏，而在另一方面和它有着些少关系的资料，却又散见各书，极为零琐，加以拣择和使用，不能不给初学的人造成一定的困难。戴锡章的《西夏纪》一书，征引参考书目即达三百一十一种。现又历时半个多世纪，出土的西夏文物日益增多，中外出版界关于西夏的专著、论文、资料、图片、报导之类，也陆续有所发表；因此有关西夏史的著述资料，由于零散而不集中，显得数量又是繁多的。本书作者在编写过程中，勤搜资料，有见必录，在本书正文、附注和附录里，均有充分的介绍，这对读者进一步研习西夏史，必然是很有帮助的。
西夏史研究以往是一个薄弱环节。天墀同志现在写出这样一部文笔通畅、组织严密的新著，这就给荒芜寂寥的西夏史园地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我热切盼望这门科研工作在天墀同志带动之下，今后继续获得长足发展，不断夺取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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