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扬州十日记》确乎渊源有自。其成书未详在何时，然至晚在乾隆中叶即有钞本存在，且主要流布於江南地区。此书虽遭禁毁，在中土的版本历史中有四十余年的断层，但禁而不绝，在道光朝文禁稍弛之后很快再度出现，到清末时，已经形成了以《荆驼逸史》本、《明季稗史汇编》本为中心的刻本系统和以《十家集》、《十二家集》本为中心的钞本系统。并且，此书在中土受到禁绝时，却通过某种途径（极有可能为商贸）流入日本，先以钞本流传，在1830年代前后出现《八家集》本的刻本，成为独立於中土之外的另一套体系。在道光朝以降的六十余年中，士大夫中已有博雅之士如李慈铭、徐鼒等接触到《扬州十日记》，但仅视之为易代之际的掌故谈资而已。至清季之新知识菁英与革命派始藉此为宣传之工具，此书遂大行於天下。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甚大，此书还出现了白话本、改写本、插图本、英译本。【25】甚至在抗战时期，此书仍是鼓动民族情绪之有效工具。【26】

《扬州十日记》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如上所论，各版本间有较大的差异，大体而言，可分为（1）荆驼逸史本、十二家本；（2）日本泷泽本、八家本；（3）明季稗史汇编本；（4）中国内乱外祸丛书本。其中（1）、（2）文字相对较为接近，可能出自同一祖本或两个近似的祖本；（3）、（4）文字与前二者多异，其祖本关系或较相近，多出文字较多，（4）尤其明显，其来源不甚明晰，颇可疑，有后人篡入的可能。

需要说明的是，上文所比对的文字异同，仅限於所谓正文部份。在部份版本中，《扬州十日记》尚有一段长跋，不署名。此段跋文正是聚讼所在之一，因文中对南明时局颇多议论，责史可法误用高杰而抑黄得功，致扬城惨祸，甚至直言“怀东南之天下者，史道邻也”【27】。按，清初虽有遗民致疑於史可法之晚节，但并无责之若是者。【28】清廷则力褒可法之忠义。因此，跋中所言，与遗民与清廷之观点皆截然异趣，故后人多有驳之者。最先发难者为徐鼒，其在《小腆纪年》卷十中以大段篇幅力辩其诬，以为“此盖书生率意妄语，无足论也，夫得功与高杰之优劣，愚夫妇皆知之，岂可法反茫然莫辨哉！”末言“予悲可法之孤忠亮节，故辨论者之惑”，并附载史可法妻妹之事，“以见忠烈一门之盛焉”【29】。李慈铭亦留意到可法身后多谤，颇多概叹：

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极诋史道邻。夏忠节、节愍两《录》（引按，谓《幸存录》、《续幸存录》）中亦深不满之。应棐臣为忠正幕僚，其著《青燐屑》，亦有微辞。诸君目击时事，俱非私言，然忠正人物自足千秋，不因诸书而少损。盖忠义之性感人者深，才不胜德，亦复何害。【30】

《十日记》此段议论，不过如徐鼒所言，是“书生率意妄语”，无足深论。不过此处所要提出的是，此段是否真是《扬州十日记》原作者所作，亦即说，是否符合李慈铭所言的“诸君目击时事”？此段跋文，在年代较早的《荆驼逸史》本、日本泷泽宗伯钞本、《八家集》本均未见，晚出的《明季稗史汇编》本（尊闻阁刊本）、《十二家集》本以及年代不详的赵曦明跋钞本均未见。在《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扬州十日记》的编者跋中提到了此段文字：

苦钞本无后跋，尊闻阁本亦无之，别据旧刊本录入焉。【31】

然丛书本实未收入后跋，此处所言有误。可以说，《扬州十日记》的绝大多数版本，无论时代先后，均未收入此跋。丛书本编者跋所言“旧刊本”未详为何本，就今日所见诸本而言，惟有《台湾文献丛刊》本有此跋，而亦不知从何处录来，《十家集》本未见，或出自其中，亦未可知。另外，早期的《明季稗史汇编》本似有此跋。上引《越缦堂日记》，时李慈铭方读《明季稗史汇编》，就今本而言，其中绝无所谓“极诋史道邻”之语，盖此指跋文无疑。前文已言，尊闻阁刊本为《明季稗史汇编》现存较早的刊本，而在此之前此书早已流行，其中或有跋，即为李慈铭所见者，而徐鼒所见或亦是此本。光绪十三年尊闻阁主人刊行此书时则已无此段，或为刊者所删。不过，徐鼒写作《小腆纪年》是在文宗咸丰年间，李慈铭《日记》记於同治初年，在此之前，已有《荆驼逸史》本和日本传抄本，其中绝无此跋，而后来诸本，亦多不载此跋。《十日记》作者在正文末尾中提及撰述之意图：“后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无事之乐，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阅此当警惕焉耳。”【32】全书之意止此，若后缀一段痛讥时政之文，殊显不伦。又，正文称史可法曰“督镇”，而跋文则径字之曰“道邻”，下注“即督镇”，尤为不伦，岂有如此行文自注之理？虽无确证，然据此种种疑窦，此段跋文出自后人手笔之可能性极大，其本非作者之意甚明。

若细绎《扬州十日记》的流传过程与版本状况，更有两点可稍作讨论。其一是关於文中日期的问题。全书所记起於四月廿四日，终於五月初五日，基本每日皆标出日期，但有数处文意稍觉欠通，如“廿六日，倾之，火势稍息”、“廿七日，问妇避所……”、“廿八日，予谓伯兄……”三处，若检原书观其上下，则觉写入日期甚为突兀，据上文校记（第2、24、69、75条），则四处日期在早期版本中并不存在，当时后人为阅读之便所加。亦可佐证此书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修饰。其二是此书的作者。今本均题“江都王秀楚”，但早期版本并非如此。前引乾隆朝禁毁书目中，即不知此书作者为何人。中土最早刊刻的《荆驼逸史》本亦未题作者姓名，反而是东瀛传本的泷泽钞本与八家本题作“江都王秀楚记”，《明季稗史汇编》本以及《十二家集》本均题作王秀楚，未知是否是从东瀛而来。要之，王秀楚一名之发见，乃在乾隆四十年至道光三年间之一段时间内。清世文网繁密，故此类犯禁之书往往隐去作者名姓，如李清所撰之《南渡录》，为记录南都甲、乙之际的重要史籍，但在乾隆朝的违碍书目中，即题作“无撰人姓氏”【33】，至清季始得以恢复。【34】《扬州十日记》大抵亦属此类情况。

若仅就版本情况而言，《扬州十日记》在高宗禁书之前便已存在，中间虽有四十余年的断层，但很快恢复，形成不同的版本系统。虽然少数文句可能经过后人的修改、增订，但其基本框架未尝改变。因此，可以断言，《扬州十日记》流传有绪，绝非清季人士所伪造。前人的争论，大抵集中於内容之上，依目前之主流观点，《扬州十日记》的记述基本为事实。而本文则自版本上论其源流，两相交织，更可证其书之不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