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柳霜好来坞首位华裔明星，中国抗战时期曾拍卖个人珠宝首饰汇回国内，支持抗战。她与胡蝶1936年在上海会面，互相欣赏交流，两人凭着非凡的才华登上事业巅峰，因身为女性在各种环境承受种族，政治社会上巨大的压力，并以坚韧面对。

那天在上海的茶楼里，胡蝶轻轻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她抬眼看向黄柳霜，眼神里有种了然的疲惫。“你的电报我收到了，伦敦那边又改剧本了？”黄柳霜点点头，嘴角挂着一丝苦笑。制片方想让她在新片里演一个恶毒的亚洲女人，戏服都是绣着龙纹的绸缎袍子，可故事里那个角色最后会被白人男主角开枪打死。“我拒绝了，”她说得很平静，“虽然那可能是今年我唯一的机会。”
胡蝶放下杯子。窗外黄浦江的汽笛声隐约传来，像一声叹息。她知道黄柳霜在好莱坞面对的是什么——她自己又何尝不是。上个月有家小报写她在晚宴上和某位官员跳舞，隔天就收到封没有署名的信，信纸上只印着四个字：商女不知。她当着佣人的面把信烧了，灰烬落在白瓷烟灰缸里，像死掉的蛾子。
“有时候我想，”黄柳霜忽然说，“如果我们生在英国或者法国呢？”她说话时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布边缘，那上面绣着细密的荷花。胡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她记起去年在柏林电影节，有个德国导演恭维她的演技，却说“可惜你不是日本人，日本女性更适合国际银幕”。她当时微笑着点了头，回酒店后却拆了发髻，对着镜子坐了很久。
茶楼里的留声机在放周璇的新歌，软绵绵的调子飘在空气里。黄柳霜从手袋里掏出一个丝绒盒子，打开来是一对翡翠耳环。“下个月慈善拍卖会，”她说，“我打算把这个捐了。”胡蝶认得那对耳环，去年《名利场》杂志拍黄柳霜的封面照，戴的就是这个。照片上的她侧着脸，耳垂上那点翠绿像深夜海面上的灯塔。
“国内形势越来越紧了，”胡蝶说，“我听说南京那边已经在准备转移。”黄柳霜合上盒子，丝绒发出轻微的吞咽声。她们都清楚这笔钱最终会去哪里——变成药品、绷带，或许还有几支步枪。这比演一百部电影都真实。
服务生来添水时多看了她们两眼，大概认出了她们是谁。等他走远，胡蝶压低声音问：“你回去之后，华纳那边还会找你吗？”黄柳霜整理了一下手套的纽扣。那副白色小羊皮手套已经有些旧了，手腕处看得出修补的痕迹。“不知道，”她说，“但我演不了他们想要的那种中国人。”
窗外开始下雨，雨点打在玻璃上，把外滩的霓虹灯晕染成模糊的光斑。两人同时沉默下来，各自看着雨幕后的城市。这座城曾经给过她们掌声和骂名，给过流言也给过桂冠。黄柳霜想起自己第一次登台时穿的旗袍，宝蓝色底子绣着银线梅花，如今那件衣服还在洛杉矶的衣柜里，肩线已经微微发黄。
“该走了，”胡蝶看了看腕表，“晚上还有电台录音。”她站起来时黄柳霜忽然握住她的手，很短暂的一下，手套的布料相触时几乎没发出声音。“保重，”黄柳霜说。胡蝶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三天后黄柳霜登上回美国的邮轮。在甲板上她回头看了一眼码头，送行的人影里没有胡蝶——她们昨晚已经道别过了。海风吹起她的围巾，像一面小小的旗。客舱的桌上摊着新剧本，导演在扉页上用红笔写着：“柳霜，这个角色需要更多东方神秘感。”她合上剧本，从舷窗望出去，海水在下午的光里泛着铁灰色的光。
很多年后胡蝶在香港的公寓里整理旧物，翻到一张泛黄的节目单。1936年上海大剧院，她演《姐妹花》，黄柳霜坐在第二排。照片背面有行褪色的钢笔字，是黄柳霜的笔迹：“我们都得活得比角色更久。”窗外正下着雨，和多年前上海那场雨一样绵密。她把节目单夹回书里，继续收拾行李。

明天她要去新加坡，那里有场赈灾义演，她已经把最值钱的那对珍珠耳环放进了首饰盒。 http://t.cn/AXan4Ah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