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老山敢死队队长孙兆群在冲锋前，跟52个兄弟砸下了一句话：谁活着，谁就给倒下的兄弟当儿子，养爹娘！人堆里吼出一个字：好！这个约定，后来捆住了孙兆群大半辈子。
​​他抄下地址后，第一封认亲信写给了吴明玉的父母。吴明玉是突击队里最小的一个，才十九岁，总说等仗打完了要回家给娘治头痛。孙兆群在信里没提明玉牺牲时的细节，只说自己是他大哥，以后家里有事尽管开口。信寄出去两个月，一点回音都没有。
​​孙兆群心里不踏实，请了假，按地址找到山东临沂的一个村子。几经打听，才在村西头找到两间低矮的土坯房。他站在院门外，听见里头有压抑的咳嗽声。推开门，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太太正坐在灶前烧火，锅里煮着稀得见底的粥。
​​“大娘，我是明玉的战友，孙兆群。”他嗓子有些发紧。
​​老太太抬起头，眼睛浑浊，看了他半天，才颤巍巍站起来：“信……信是你写的？”
​​“是我，大娘。我来看看您和伯父。”
​​老太太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抓住孙兆群的手：“孩子，你咋才来……明玉他……”
​​里屋传来虚弱的男声：“谁啊？”
​​孙兆群进屋，看见床上躺着一位枯瘦的老人，是明玉的父亲，肺病很重，说话都费劲。老人得知他的来意，只是摇头：“不中用啦……别费钱……”
​​孙兆群没多说，放下带来的天麻和一点钱，挽起袖子就把水缸挑满了，又把漏风的窗户用塑料布仔细钉好。晚上，他拿着从卫生队带来的听诊器，给老人简单检查了一下。老太太在一旁抹泪：“明玉信里提过你，说队长最照顾他……”
​​那一晚，孙兆群睡在堂屋的草铺上，听着里屋断续的咳嗽，心里像压着石头。天没亮他就起身，去镇上卫生所买了药，又称了几斤挂面和一篮子鸡蛋。临走前，他对两位老人说：“爹，娘，我认下门了，以后会常来。明玉不在了，我就是你们的儿。”
​​回到部队，他更加紧巴巴地过日子。津贴分成十几份，每一份都仔细包好，写上名字。他跑得最勤的是公衍进家。衍进的心愿是穿军装给爹娘敬礼，牺牲时军装被打得破烂。孙兆群特意去照了一张穿崭新军装的照片，背面写上“儿子衍进”，寄给了二老。第一次登门时，他就在两位老人面前，端端正正敬了一个长时间的军礼。公衍进的父亲，一位沉默的农村老汉，那时终于捂着脸哭出了声。
​​一年年过去，孙兆群的生活轨迹变成了固定的循环：部队、邮局、长途车站、一个个偏远的村庄。他熟悉了每一位老人的病痛，记住了他们的生日，甚至摸清了谁家屋顶该修了，谁家的地缺劳力。他话一直不多，只是做，默默地做。
​​1992年秋天，顾克路的父亲病重，电报发到部队。孙兆群连夜赶火车，站了十几个小时，到医院时老人已说不出话，只是紧紧攥着他的手，眼睛看着他。孙兆群俯下身，在老人耳边说：“爹，放心，家里有我。”老人点点头，松开了手，安然离世。孙兆群以长子的身份，披麻戴孝，送了老人最后一程。村里人都说，老顾家虽然没了亲儿子，但这个“兆群儿”，比亲的还顶用。
​​岁月流逝，孙兆群的鬓角也白了。当初的承诺，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牵着他走了大半生。但他从不觉得这是束缚。每当有老人握着他的手喊“儿”，每当看到他们因为自己的到来而露出一点笑容，他就觉得，那些永远停留在二十岁的兄弟们，仿佛也在这人间，留下了一点温度和回响。路还长，他得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