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马传入蒙古和中国的时间和地理分布
#考古#
现有研究表明，现代家马（Equus caballus）均源自青铜时代起源于伏尔加河—顿河下游地区的DOM2遗传谱系，但是家马在何时、经由哪些路线进入蒙古与中国，仍缺乏系统的年代学与基因组证据支持。
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提供了欧亚东部马史前史的综述。作者认为，相对于蒙古的显著进展，中国北方地区的情况仍然困难重重，原因在于缺乏对马匹样本的直接测年，以及经常将马骨遗骸报告为家养动物却没有相应证据支持其驯化状态，鉴于这些地区野马科动物普遍存在，尤其是普氏野马、蒙古野驴以及约公元前1500年之前现已灭绝的物种奥氏马（Equus ovodovi），这种倾向尤其成问题。举例中提到石峁、大山前的马科动物的确切年代和驯化状态仍存疑，并指出“截至目前，考古学家们的共识是，中国最早的家马发现于晚商都城殷墟。然而，即使在这个被深入研究过的城市聚落和墓地遗址，马匹和相关战车到达的年代也不精确，通常被定在公元前1300年至118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殷墟的战车、马匹和相关物质文化无疑与欧亚草原传统有关，它们在晚商时期出现在中国中原地区的过程仍然是东亚考古学最大的谜团之一。”

该研究还系统整合了蒙古与中国160例家马放射性碳定年数据，并对蒙古东部出土于俯身葬墓葬的古代马骨开展了古DNA分析，首次在基因层面确认了蒙古东部DOM2家马的存在，并据此重新评估了家马进入东亚的时间与地理路径。图1 研究区域地图，重点关注蒙古和中国北方。蓝色三角形代表为贝叶斯分析提供测年马匹样本的遗址。
研究者系统检索了蒙古与中国已发表的考古报告，筛选出160例有测年数据的家马，包括蒙古148例、中国北方7例、中原殷墟5例。这些家马被按照出土的墓葬或遗址类型分成以下四组：蒙古中部的鹿石—赫列克苏尔遗址（图2）、蒙古西部的萨格赛墓葬（图3）、蒙古东南部的俯身葬（图4）、以及新疆—青海地区和殷墟遗址。数据集只包含那些早于公元前一千纪中期的马匹，因为此后广泛使用马拉车和骑马在考古学上已得到充分证实。
年代学方面，研究采用R语言的nimbleCarbon包搭建了一个贝叶斯阶段模型，分别基于非信息先验、NSCB先验和对数正态先验三种先验分布，计算各组家马出现的起始年代及其95%置信区间，并用ROPE检验与方向性概率检验比较各组年代的早晚关系。
基因组学方面，研究者对蒙古东部苏赫巴托省Delgerkhaan Uul遗址出土的多例俯身葬马骨/牙齿样本开展古DNA分析，并与345例古代及96例现代家马进行系统发育分析、主成分分析（PCA）、Admixture分析及f3-outgroup统计检验，确认其是否属于DOM2谱系（图6）。
古DNA分析显示，样本UZ30（直接测年为公元前1415-1276年）明确归入DOM2谱系，这是目前经基因检测确认的蒙古境内年代最早的DOM2家马。另一样本DMS_0249（直接测年为公元前1424-1271年）的线粒体DNA序列也与DOM2谱系高度吻合。这一结果将蒙古东部家马的出现时间提前了一到两个世纪，指向了青铜时代中期。
贝叶斯统计结果显示（Table 1），俯身葬家马（约为公元前1592-1301年）、萨格赛墓葬人骨中检出马奶蛋白的年代（约公元前1466-1256年）与新疆—青海地区最早确证家马的年代（约公元前1602-1313年）三组数据在统计上高度重叠。
与上述三组数据相比，蒙古中部鹿石—石堆遗址中的家马年代非常集中且明显偏晚，仅为公元前1180-1115年，说明把家马纳入大型祭祀性建筑的习俗，是在家马已经在蒙古草原上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兴起的。研究还结合殷墟甲骨文里关于商王武丁与王后妇好在位年份的记载，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历史年代框架，推算家马及马车技术传入殷墟的时间约为公元前1210±10年，这一时间点与鹿石—石堆习俗兴起的年代大体相近。
过去学界普遍倾向于认为家马经新疆—河西走廊由西向东传入中国北方。但该研究基于蒙古东部家马出现年代更早的结果，提出家马可能更早是经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图瓦—阿尔泰山一线，沿森林草原带进入蒙古中北部，再向东、向南扩散，而非完全沿着新疆—河西走廊这条更靠南、环境更干旱的路线。（图10）
研究还指出，蒙古东南部的俯身葬区域与内蒙古赤峰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山前遗址之间，也可能存在一条更早的区域性家马传播路线，只是目前证据还比较有限。
详见：Honeychurch W, Fan R, Rogers L, et al.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Timing and zoogeography of domesticated horse arrivals in Mongolia and China[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2025 (1):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