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共武装力量的建立和发展，很多人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幅画面：家家户户戴着大红花，青壮年排着队参军，乡亲们敲锣打鼓送干粮，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场面热烈得像过年。

这种画面不是假的，但它只是表象。

如果你真以为这就是全部，那你对历史的理解还停留在小学课本的水平。

真实的历史远比这复杂。

中共武装部队从1927年南昌起义时的两万人，到1949年建国时的五百万大军，这二十二年里，兵员从哪里来？怎么来？来了之后怎么养？养的时候会不会把根据地吃垮？吃垮了怎么办？

这些问题，不是靠热情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喊口号就能糊弄过去的。

它需要的是精密的计算、多维的权衡、不断的试错和及时的纠正。

换句话说，这是一门关于"人"的算法，而算法的核心只有一个：

——在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条件下，如何把有限的青壮年劳动力，既变成能打仗的兵，又不让地里的庄稼荒掉。

这不是情感问题，这是数学和管理问题。

在不同的斗争阶段，新的矛盾也不断出现，譬如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青壮年农民宁愿参加地方部队，不愿意参加主力部队，因为地方部队在本土作战，而主力部队则要跨区作战，中国农民的习惯不需要多说，而你让文盲率很高的部队战士能马上接受“背井离乡”，那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而主力部队和地方政府之间在这方面的矛盾也很突出，尤其是抗战时期，面对残酷的扫荡，主力部队需要兵员，地方武装也需要兵员，自卫队民兵武装也需要青壮年，这就形成多维的矛盾——你从农民的心态来说，他们当然想抗日，但想的是在自己家抗日，最好是每天都回家那种民兵游击队武装；你从地方政府的心态来说，他们当然抗日，但他们想的是能把优秀青壮年留在地方武装，因为斗争确实很残酷；你要从主力部队来说，他们当然需要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

而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矛盾：地方也需要青壮年搞生产，不然军队吃什么？

通常情况下，脱产人员不能超过根据地的3%，也就是说，一百万人的根据地，最多只能养两万左右的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1%还要留给其他脱产人员，譬如各级干部和学校等）。

否则就是竭泽而渔了，根据地经济会垮掉。

这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困难。

这也是为什么战争时期的军政关系，是实行军队一元化的领导，主力部队主官兼地方书记是常态，战争时期一切都必须支持主力部队作战，而主力部队也必须考虑不能竭泽而渔。

战略区的司令、政委往往是扛着两把算盘打仗，一把算盘是主力部队，一把算盘是地方政权。

没有更多的情感色彩，主要是计算。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出现了几次更大的动荡，譬如闯关东和下江南，你把关内的部队调到关外抢东北，到东北打下来，你再把关外的部队调到关内去打天下，一声令下，一百万东北子弟兵就要一路打到海南岛——这都是非常艰难的细致工作，因为最初参军的口号就是保卫家乡，那时候的部队战士想不了那么远，打仗就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玩命，谁能想到以后能成“老革命”，享受什么样的待遇？更何况有文化的战士并不是多数。

就是这些不断的出现矛盾、研究矛盾、解决矛盾的能力，最终才锻造成横扫天下的武装力量。

这当然不只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是经济问题。

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这个问题的解决更有黑色幽默——老蒋抓壮丁，对国统区的竭泽而渔，反而给解放军供应了源源不断的兵员，并且制造了国统区的经济、政治等等 的全面困境。

各个野战军大量的兵员都由“解放战士”构成，一野甚至达到80%以上，其他野战军也不遑多让，普遍在60%以上。

也就是说，彭总身边10个兵，就有8个曾经是胡宗南的兵。

虽然一直以来，从国民党俘虏里面招募兵员是常态，但如此大规模是举世罕见的。

这意味着解放军当中，至少一半以上，曾经是老蒋代培的兵。

这些解放战士和翻身农民还不一样，虽然他们也是农民出身，但是已经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不需要训练，直接就可以上战场，而且国民党王牌部队的基层官兵素质确实普遍不错。

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

这不是某个连队的特例，是全军平均数。五百万解放军里，有三百多万曾经是国民党的兵。 周恩来自己都说，“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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