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黄仁勋：“中国是怎么在短短十年里，催生出那么多世界级AI巨头的？”
​老黄既没给政府评功摆好，也没像某些人那样酸溜溜地说是“靠偷”。
​他直接把原因归结到了“文化”上。
​在西方人眼里，这简直是脑回路的降维打击，直接掀翻了他们对“中国速度”的传统剧本。
​西方的老剧本： 自上而下的宏观调控——国家大笔砸钱扶持“国家队”，外加铺天盖地的抄袭。这套词儿，西方人都快念叨烂了。
​老黄的版本： 恰恰相反。中国压根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体，而是一群省长、市长把各自的辖区当成“初创公司”，互相之间卷得飞起。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冒出几十家电动汽车公司和几十家AI企业，天天在泥潭里掐架、拼死求生。能从这种“超级大乱斗”里打赢并活着爬出来的，那可不就是世界冠军嘛。
​真正好玩的来了：第二台引擎不是经济，而是“人情世故”。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家庭第一，朋友第二，公司？对不起，得排第三。”
​因为朋友和同学的交情可比老板大多了，这就导致了一副奇观：一帮给死对头公司打工的工程师，私底下聊起技术来毫无保留。
​“嗨，我铁哥们/亲师兄就在隔壁街的竞品公司上班，我跟他保哪门子密啊？”
​于是，整个技术生态一不小心就“默认开源”了。而这种开源，直接给所有人同时叠了Buff。
​现在，全球有一半的AI科学家都是华人，其中绝大多数还在国内。他们连接在同一个文化网络里，任何技术突破，都是顺着“友谊的网线”瞬间传开。
​极端的竞争，把刀磨得飞亮；
​人情的开放，又把武功秘籍传得满天飞。
​这两者一结合，直接产生了恐怖的复利。
​老黄这哪是在描写什么计划经济啊，他描述的简直是地球上进化最快的“创新培养皿”。
​最后，他给西方留下了一个极其扎心的问题： 一个天天忙着筑墙“保护知识产权”的系统，真的能跑得过一个天天想着“兄弟开黑、资源共享”的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