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佾舞，曾经传承几千年的国家至高无上权力的核心符号

当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等北方政权，面临着一个核心的统治难题，如何在一个以汉族人口和文化为主体的广袤区域内，建立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以八佾舞为代表的中华礼乐制度，成为了他们借以“汉化”、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

天兴元年（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为了追尊其祖先，下诏制定礼乐。在这次礼乐创制中，《魏书·乐志》明确记载：“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乐用八佾，舞《皇始》之舞。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汉姓、禁胡语（“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他下了一道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诏令，​​取消了在西郊祭天​​（这是鲜卑固有的传统祭天仪式），只保留在南郊祭天（这是标准的汉族天子祭天礼仪）。这一举措，象征着在国家最高祭祀层面，汉制取得了对鲜卑旧俗的主导乃至取代地位。设立太乐官，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历代音乐志，重新议定雅乐，并明确要“除去郑、卫之音”（被儒家视为靡靡之音的俗乐）在这一大背景下，八佾舞作为汉式雅乐的核心，其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强化。

敲✊黑板，大家来了解一下：

人类有文明以来，只有中国把一种舞蹈形式定义为中央集权的象征，彰显天子才能独享的以舞蹈者身体姿态展现的国家法典。八佾舞的政治哲学意味远大于神学色彩，甚至是剔除掉宗教因素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用现实皇权作为最高统治权力的象征。

八佾舞所代表的“国家控制模式”，就是很多近些年叨叨咒骂“秦制”的人，所忽略的内容，这些群体没有几个懂礼制与中华文明的真正关系，也搞不清中华文明的高度。

所以我想说一下，为什么要讲八佾舞是周公“制礼作乐”以来中华礼制文化的核心符号的事。
#和v闪闪一起来理解历史#
中华文明的特殊性，尤其表现在国家最高等级的舞蹈与治国纲领、哲学思想结合得如此紧密的做法，传承数千年，在其他文明中极为少见。

一个舞蹈形式居然用“8x8, 6x6, 4x4, 2x2”这样清晰的数学模型来规定不同社会阶层的礼仪规格，这是高度制度化和抽象化的思维体现，蕴含着中国古人关于宇宙秩序、社会等级和政治伦理的深刻哲学思考。它将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简化为直观的数字和队列表现出来，成为一种“身体化的法典”。

从周代开始，八佾舞的最终解释权和使用权就牢牢掌握在国家最高统治者手中。对它的僭越被视为等同于政治上的谋叛。汉代更是通过法律（《汉大乐律》）将舞者的资格都纳入国家控制的范畴。这种彻底的国家垄断性，使其成为维护中央集权、彰显皇权至上的强有力工具。

《汉大乐律》规定：“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庙之酎”（身份卑微者的儿子，没有资格在宗庙祭祀中跳舞）必须是官吏“二千石到六百石”等级，以及拥有爵位者“关内侯到五大夫”的嫡子（“取适子”）。这一规定将舞者的资格严格限定在社会中上层官僚与贵族阶层的家庭中，彻底排除了平民乃至低级官吏的子弟。这表明，参与国家最高祭祀本身，就是一种彰显身份与荣耀的特权。

“初迎冬于北郊，复备八佾舞”，以及“总章始复备八佾舞”（总章是一种乐章名），这是汉献帝人生中最后的挣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献帝辗转流离，朝廷权威扫地。在皇权旁落、军阀割据的时代，他为何还要煞费苦心地去恢复一套繁琐的舞蹈仪式？这恰恰说明了八佾舞作为政治合法性符号的强大功能。对于风雨飘摇的东汉朝廷而言，能够再次在北郊祭天时摆出“八佾”的阵容，本身就是一次政治宣言。

八佾舞作为一套精密、宏大且对材质要求极高的礼仪系统，其存在与发展绝非空中楼阁。它深深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结构的直接反映。

历史上，一场完整的八佾舞表演，需要的不仅仅是六十四位出身高贵的舞者，更需要一整套精良的物质配备，主要体现在乐器和服饰两个方面。这背后，是当时手工业，特别是青铜铸造和纺织业的高度发展。

八佾舞本身就是一种对社会剩余产品的集中消耗。组织一场八佾舞，从舞者的选拔、长期训练，到乐器、服饰的制作与维护，再到祭祀典礼的整体运行，都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种消耗，建立在广大农业生产者所提供的剩余劳动之上。因此，八佾舞的规模和频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衡量一个政权对社会资源汲取和控制能力的指标。一个能够常态化、规范化举行八佾舞的政权，必然拥有一个相对稳定和高效的赋役结构与中央集权体系。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http://t.cn/AXKBaxZ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