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篇有关苏轼的文章，换个角度，写苏轼面对的那些，大坏银。里面到处都是人性，所以，15岁以下的读者，不要读，你们需要相信一切；70岁以上的也不要读，读透了只能感伤以下，错过了修正的年纪。20-50岁的，必读，苏轼的经历，算是人性入门必读手册。

用今天的一句话总结，苏轼遇到了太多的老B登和 NPD。而这两种人本质上都是同一类东西：高熵源。他们的人生是有限游戏打到残局的人——椅子没抢到或者抢到了也坐不安稳，于是剩下的全部能量都用来向周围辐射混乱、索取确认、吸食别人的注意力来给自己续命。

遇到这种人，一个字，跑。查理芒格在巴菲特的股东大会都专门提了一嘴，他说，你得赶紧和这种人切割，付出多少经济代价也无所谓。你看，中西都如此，因为和这类系统耦合，你付出的是秩序，得到的就是噪声，负熵单向流失，没有任何耗散结构能在这种输入下维持。

苏轼晚年写「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而章惇还在那个老的坐标系里算计他，记恨他。当然，苏轼已经换坐标系了。所以报复的最高形式不是远离，是让对方的全部动作都在你的系统里失去输入的位置。他气的跺脚也没用了 。

先写这个老B登，就是苏轼一生的最大敌人，章淳。（当然，宽厚善良的苏轼并没有这么看），只是我这个后世的苏粉要给他出出气罢了。

骂他，证据是充分的。绍圣年间那台贬谪机器就是由他开动的：苏轼五十九岁贬到惠州，据传章惇听说「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冷笑一声「TMD，苏子瞻尚尔快活」，再推苏轼去儋州；到了海南仍不罢休，还派人渡海追查，把苏轼父子从朝廷的酒店里赶进桄榔林荒地。这得是多大的怨毒。陆游后来记下当时传言：子瞻贬儋州、子由贬雷州、刘莘老贬新州，皆戏取其名之偏旁——这个人发明了以人名定流放地，政争做成了私人娱乐。说他残忍，说他卑劣，不冤枉。

章惇和苏轼其实是嘉祐二年同榜，章惇因名次落在族侄章衡之下，耻而不受，复读两年后再中甲科——此人之傲，从入场第一天就是这样。自己的侄子排名比自己高，不可以。早年他和苏轼同游终南山仙游潭，万丈深渊上架一根独木，章惇面不改色走过去，在绝壁上题「苏轼章惇来游」，平步走回。苏轼吓坏了说：你丫异日得志，必能杀人。问何故，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连自己的生命都敢这么折价的人，将来肯定是个狠角色。

乌台诗案满朝噤声之时，章惇是站出来的那几个人之一：王珪拿「世间惟有蛰龙知」构陷苏轼不臣，章惇当庭顶回，退朝后质问王珪「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王珪推说是舒亶的意思，章惇骂出那句留名史册的话：「亶之唾，亦可食乎？」他居然也挺过苏轼？别急，后面会说，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年轻人，难看懂的就是这一幕，他明明是我哥们啊。

把苏轼往死里整的人，和当年为苏轼挺身的人，是同一个。这正是章惇真正可怕之处——他不是小人，他是能臣与怨毒的合金体。能力很强很强，大破西夏倾国来攻之兵是北宋一朝对西夏最硬的战绩，哲宗驾崩议立储君，满朝只有他敢厉声一句「端王（宋徽宗）轻佻，不可以君天下」——靖康之难证明，这是北宋末年最准的一句话。《宋史》把他钉进奸臣传，却也不得不记一笔：不肯以官爵私所亲，诸子虽连登科，终无显宦。小人谋私，章惇不谋私；但他的恶是另一路——恩怨必偿。用普通话说，就是这个人爱记仇，而且极度爱记仇。内心里充满了毒怨。这样的人，简直就是老B登和NPD里的战神中的战神。

还是不说他为什么在乌台诗案里挺苏轼。你慢慢看。

他和苏轼结仇的关键之一，是在元祐九年，知枢密院的章惇被弹劾——其中就有任谏官的苏辙——被骂作奸邪，逐出朝廷，在苏州闲居了近十年。绍圣他回来，做的就是把十年所受的加倍、系统、冷酷地奉还。他后来那么对待苏轼，就是要把毁灭做到最高效率。当然，他自己最后的下场：被徽宗一路贬到雷州——正是当年苏辙的贬所——再徙睦州，死于贬徙之地。从苏州那十年看出去，最刺眼的也许不是苏辙的弹章，而是苏轼的沉默。「1079年你落难，我挺过身；1086年我被骂作奸邪逐出朝廷，你贵为翰林学士、天子侍读，一言未发，而且步步高升。」怨恨从来不做公平的账——它只记自己的慷慨和别人的沉默。

你还是先等一下。弹劾他的是苏辙，怎么他对苏轼这么大仇恨呢？其一，苏轼是元祐的旗帜、士林的良心，折旗的震慑效应最大。其二，苏辙苏轼兄弟一体，打兄即伤弟。其三，也是最深的一层，他觉得他造了一座地狱，而苏轼在里面快活！这怎么可以！儋州已经超出惩罚的功能，更像一次检验：他要亲眼看着苏轼的精神崩掉。结果，苏轼没有崩，苏轼的精神实在是太强大。这是章惇一生赢得最彻底的战争里，又输的最彻底的战争。如果还要再往内心深处挖一层，其实就是面对苏轼，他的自卑——苏轼是他可以成为而没有成为的那个人。人对镜中那个更好的自己，标准动作从来是打碎镜子。

章惇的出厂配置有问题吗？怎么性格这么扭曲。可能有。章氏到北宋已是顶级科举望族，仁宗朝宰相章得象即出此族，但章惇是偏支。这个家族是台功名竞争机器，嘉祐二年同榜，状元偏偏是族侄章衡。落在自家侄子后面，他宁可不要功名，两年后再考，中了甲科才肯进场。——他的自尊不是对失败敏感，是对排序敏感，不能忍受任何人排在他前面。他的父亲是地方上的豪强人物。元丰三年强占民田闹成大狱，才被御史中丞把时任参知政事的儿子直接从相位上拖了下来。父亲给儿子的样本就是攫取型的，有力即取，无所顾忌。上梁不正下梁歪。对照下苏轼的父亲苏洵——二十七岁始发奋，亲手教出两个儿子，留下的就是文章的气骨和一个能许「夜雨对床」之约的温馨家庭。

苏轼跌倒之后，痛苦是有地方可去的，因为他的精神极为广阔——定惠院的夜、东坡的地、佛道的化解、审美的出口。章惇的全部精神结构是外向征服型的：世界羞辱我，我就干世界。他没有向内走的路，痛苦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攻击别人。十年他被迫在苏州赋闲，结果，他用了十年的时间来来记账。而苏轼却在黄州修炼。章惇缺的是善吗？其实他缺的是一个把痛苦转化为意义的内置。那个东西，苏轼的母亲给苏轼读《范滂传》时就装上了——「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多么好的教育；章惇的成长里，没有人给他装过。小人害人为利，章惇害人为怨、为理念、为阵营，且做得滴水不漏；这一型可比小人危险得多，也常见得多。

现在回到最大的疑问：1079年他为苏轼挺身，正直吗？ 其一，当时把他推出去顶撞的是王珪——那个只会「取圣旨、领圣旨、传圣旨」的三旨相公，正是章惇在朝堂上最瞧不起、也最想取而代之的人。斥王珪「亶之唾，亦可食乎」，一半是救苏轼，一半是当着满朝羞辱政敌。其二，神宗爱惜苏轼之才、迟迟不忍下杀手，是满朝都读得出来的风向；章惇读权力天气的能力，一辈子都是顶级。其三，也是最深的一层自利：他本人就是写文字的人。今天能因诗杀苏轼，明天就能因诗杀章惇——他捍卫的与其说是苏轼，不如说是「官员不因文字而死」这条保护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的豁免线。其四，那时候友情还活着，新旧党还没有硬化成生死阵营，而苏轼完全不是他的威胁。胜利者的慷慨是最便宜的：一个正在上升期的人，做一次无畏的姿态，成本几乎为零，收益是满堂喝彩。

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正直，是无畏。而无畏是道德中性的。同一副胆子，在仙游潭走独木，是豪迈；在乌台救苏轼，像正直；在绍圣把五十九岁的老人苏轼推向儋州，是残忍；在哲宗灵前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又是孤忠。一副胆，四种道德面孔。我们总是误把胆量当成善良，因为它偶尔站在善的一边。章惇一辈子有胆，但胆本身没有方向——方向是环境给的。

章惇其实不复杂，他是一致得可怕。1079年所有——友情、政敌、皇帝的风向、自我保护、自我形象——全部指向「救」苏轼；1094年所有——九年被贬的怨、阵营的账、哲宗的恨、手里的权——全部指向「杀」苏轼。同一套算法，输入变了而已。真正的对照在苏轼身上。苏轼不管天气如何都指同一个方向——1101年他给被贬往雷州的章惇写「交情固无增损」。苏轼的「天真（褒义）」也是高度一致。区别在于：正直从来不是胆量，是方向感。章惇一生有胆无向，胆流到哪儿算哪儿；苏轼有胆有向，他的胆流到最后，长成了千古传唱的品德。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尤其是远离那些看起来无畏的有胆的老B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