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

熙宁二年的汴京，注定不平静。

宋神宗召见了年轻的苏轼，问以政令得失。苏轼不避锋芒，直言“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说：“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并勉励苏轼“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

可这世上最怕的，就是一个想得太快的人，撞上一个想得太深的人。王安石要的是富国强兵，是雷霆手段；苏轼忧的是与民争利，是民心离散。

这年冬天，王安石准备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废止诗赋。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坚持科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王安石大为不悦。不久，神宗又想任用苏轼修《起居注》，王安石断然阻止：“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素有歧异，不宜担当此任。”他甚至直言苏轼不过“一介书生”，其论“统是书生空论，没有一句值得采用”。

汴京的风，开始冷了。苏轼察觉到空气中越来越浓的寒意，但他没有退缩，他写了一封长信——《上神宗皇帝书》，言辞激烈地直指新政弊端。

最让王安石不能容忍的，是苏轼在一次策问中写道：“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这分明是在说：独断专行若用错了人，是要亡国的。苏轼把“独断”两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朝堂之上。王安石彻底动了怒，对外称“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

不久，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说他早年扶父丧返乡时在官船上贩卖私盐。王安石没有阻止调查。虽然最终查明是诬告，但苏轼疲惫了，上书请求外任，离京赴杭州通判任。

临行那天，汴京下着雨。

二

离开朝廷的苏轼，像一条被放回江河的鱼。他写诗，作文，与民同乐。看到新法在推行中被层层加码，看到百姓因“青苗法”不得不卖田卖屋，他忍不住写诗讥讽。他做官有个习惯：亲自走到田埂上去看，看青苗法是不是真如朝廷所说“百姓自愿”，看免役钱是不是真能让农民安心种地。

可朝堂里，有人正盯着他的诗。

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逮入御史台，罪名是“谤讪朝廷”。审讯中，那些平日读来只觉得文采斐然的句子，被逐字逐句地解读成“心怀怨望”。定罪的奏章已呈上，只等批红。满朝文武，无人敢为苏轼说一句话。

正在江宁的赋闲王安石听到了消息，连夜派人将一封亲笔信送入京城。他只有一个意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宋神宗看了信，沉默了。

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从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最漫长的流放岁月。他知道救他的是王安石，那个他在朝堂上与之针锋相对了半生的人。

三

元丰七年，苏轼接到调令，从黄州移汝州。水路经过江宁——王安石隐居的地方。

船靠岸时，已是黄昏。苏轼写了一份拜帖差人送去。不一会儿，远方的渡口出现了一个身影——王安石身穿粗布衣裳，披着蓑衣斗笠，骑着一头瘦驴，穿过金陵的细雨，向江边赶来。

一个是被贬的文人，一个是罢相的老臣。两人在江边的亭子里坐下，摆上酒菜，谈诗论文，讨论佛理，说到《易经》，说起变法中的往事，一直谈到天亮。

据《曲洧旧闻》记载，当时苏轼曾即兴吟诗：“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暗指青苗法，王安石竟也合掌而笑——两人之间缠绕多年的那根刺，在这个夜晚，终于被江水一并带走了。

临别时，王安石对苏轼说：“凡子所为，无不与吾合。”他看到了苏轼身上那种跨越政见的、更深层的东西——一个纯粹的、不肯向权力低头的灵魂。

四

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于金陵，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奉命起草《王安石赠太傅制》。在制词中，他写道：“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他没有评价变法，只评价了这个人的人格与才华。

当两个人都曾试图改变世界，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当他们隔着整条政治的河，却还能在河的两岸为对方点一盏灯——那盏灯，叫宽容，也叫成全。

苏轼一生，被贬过无数次，但他从未恨过王安石。而王安石一生，得罪过无数人，却在苏轼将死之际伸出了手。这就是北宋士大夫最动人的样子——在庙堂上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在江湖中可以为对方挡下一刀。

千百年后再回头看那场变法，我们发现，他们谁都没有错。苏轼反对的，是激进的“求治太急”；王安石要做的，是不得不改的“富国强兵”。两个聪明人，用各自的方式爱着同一片江山。

那些在朝堂上写下的奏章，那些在江宁江边喝过的酒，那些被贬之路上写过的诗，拼成了一个比“政敌”更宽广的词——叫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