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给了他30两黄金，让他去做生意，做什么不管，但是，组织什么时候要钱都得给，要多少就得给多少，没想到，最终他用这30两，不仅完成了任务，解放后还上交了1000万美金和12万两黄金，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有本事的人叫肖林，被称为我党最厉害的“红色管家”。
 
1941年3月，在重庆红岩村的一个小房间里，川东地下党的负责人把肖林叫来，脸上一本正经，手里攥着一个布包。
 
布包打开，里头是三十两黄金，沉甸甸往桌上一搁。
 
负责人也不绕弯子，直说：“这钱交给你，你拿去做什么生意，组织不插手，卖针头线脑也行，贩棉花也行。但是有一条，你得记死：组织什么时候要用钱，你立马就得给，要多少，你就得拿出多少，不准说一个‘不’字。”
 
肖林那时候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刚结婚没多久，老婆叫王敏卿。
 
听完这话，他心想这可不是小数目，而且还要随要随有，简直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做买卖。
 
他最终接了黄金，拉着王敏卿，把军装一脱，一头扎进了重庆的商海里。俩人就当自己是个正经买卖人，一开始两眼一抹黑，连进货的门道都摸不着。
 
1942年，他们在重庆闹市盘了个门脸，挂上牌子叫“恒源字号”，表面上倒腾土特产，什么桐油、猪鬃、土布、山货，啥能换钱就倒腾啥。肖林装成个满脸堆笑的老板，王敏卿扮老板娘，成天打算盘。
 
为了在鱼龙混杂的地界站住脚，肖林还加入了袍哥组织，请客吃饭、拜码头，跟各路人物称兄道弟，慢慢把局面撑开。
 
赚来的钱，只要刨去最基本的周转开销，剩下的全都变成地下党的活动经费。账本有两本，一本明的给外人看，一本暗的记着党费收支，每一笔都清清爽爽。
 
那个时候组织来要钱，根本没规律。有时大半夜来人敲门，张嘴就是急用几十两黄金。肖林翻身起来就开钱柜，哪怕手头不够，他想办法出去挪借，连夜凑齐，从没让来人空手回去过。
 
有一回，南方局急需一笔款子，数目不小，肖林二话不说，把铺子里刚进的一批紧俏货降价甩卖，宁可赔掉些许利润也把钱凑够，准时交到联络人手里。
 
靠着这股子活络劲儿和绝对可靠，他在重庆算是站稳了脚跟。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肖林敏锐得很，看准战后物资紧缺，把恒源字号的摊子升级。1946年，他正式挂牌成立“大生公司”，不再满足于土特产，开始涉足西药、五金、钢材，甚至做起了进出口生意。
 
门面越做越大，从重庆开到了上海，又从上海伸到了香港。他利用香港这个自由港倒腾外汇，又在外滩搞商贸，资金就像水一样流进流出。
 
这期间，组织要钱的金额也越来越吓人，有时张口就是上千两黄金，甚至急调数万美元。肖林从不问理由，只要接到暗号，马上调度不同账户、不同城市的资金，该兑美金的兑美金，该换黄金的换黄金，想尽办法把钱按时送到。
 
后来物价飞涨，法币和金圆券跌成废纸，肖林就提早布局，把资产悄悄转成黄金和美元存起来，绝不让党的经费缩水。
 
1949年5月，上海先解放了。枪炮声还没完全停，肖林就找到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把大生公司在上海的所有资产、库存、黄金、美钞，一笔一笔登记造册，全部交了上去。
 
接着他马不停蹄赶回重庆，等着重庆一解放，立刻又把大生公司在重庆的全部产业、房产、股权交得一干二净。
 
最后一拢账，前后交出的钱财折合黄金整整十二万两，再加上各种固定资产、外汇折合美金一千万。交完账，他和王敏卿两口子住进一间小房，清贫依旧。全部家当中，只留下党组织当初给他作纪念的三块银元。
 
旁人问他，这么多钱从手里过，就没想着给自己留一点？肖林也不多说，只是咧嘴一笑：“钱本来就是党的，我就是个替党看钱袋子的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