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如果一种思想成为拥有权力的意识形态而笼罩一切，这时会有一些空洞套话反复再现，这些套话不仅写在书里而且会成为背诵的教条，甚至当作生活的金科玉律，那么，是否它就没有思想史的意义呢？正是在这种重复、空洞和千篇一律背后，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暗示：“除此之外，切莫作声。”所以，我在这部书中注意到明清两代的皇权，都借用看似普遍真理的程朱理学对思想进行遏制，这种遏制也许并不主要是靠文字狱实现，更有效的是靠真理制高点的独占而实现的。在明代前期有《孟子节文》《大诰》和《性理大全》等、在清朝前期则有《大义觉迷录》、《拣魔辨异录》、《名教罪人》等，这些看上去充满了正义和道德的文字，其实比文字狱更厉害地压制着知识、思想和信仰。因为这些真理在那个时代是天经地义的，在没有另类思想资源挑战的情况下，人们无法反驳只能认同；而对这一真理的认同，恰恰就意味着对皇权的臣服，而且是心悦诚服地臣服。当真理只有一个，而皇权不仅占有权力，还占有了“大义”、“名教”等真理，批评者只能成为“魔”、“异”和“罪人”，等待着皇权来“觉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