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的悲剧不但是生活层面的，在精神上，他所面临的痛苦不亚于他的财政危机。从他的名字，到他的歌声和思想，全部都是上个世纪建国初期的产物。从被小姑娘笑话名字女人气，到面对流氓小青年的从正义感蜕化成的绥靖和妥协，再到他在街头二人转草台班的老板前谈“艺术氛围”，全都在昭示着他与周边社会发展的脱节，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边缘人。他在蹬车小伙那里谈“核心技术”，在擦鞋大妈那里问“行业饱和”，再到时刻关注的主流报纸和新闻联播，他的思想还停留在他所时刻怀念的长征年代。他似乎具备老一辈革命家的一切优点，艰苦朴素，任劳任怨，可是当“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的伟大思想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退休”工人身上迸发出，却没有任何空间施展，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和无奈。这个社会的高速变化已经不再给他任何的机会，被人调侃的干部身份甚至给了他短暂但极大的精神满足，那句“下来走走”和他的破黄胶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他的这种崇高感却让他在选择再就业的问题上步履维艰，对从事低层工作的巨大抗拒，和时刻抱着靠音乐吃饭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他只能在酒后重温高尔基的海燕的风骨，却在现实中为了找开钱，宁可选择一包洗发露而不是旧书摊上的《母亲》。曾经是自己主要支撑的精神食粮在这里却无力变成妻子急需的营养品和住院费，变成了他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