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层面，中华民族通过通婚、经贸、战争、人口迁徙等方式，逐步形成“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

历史上，人群规模化跨区域流动持续不断。春秋战国有西羌、北狄、苗蛮、东夷等进入中原融入华夏；东汉有南匈奴、乌桓内附；隋唐有突厥、回鹘、粟特、沙陀、契丹、靺鞨等大规模内迁；明初内地民众大量流向北方和西南边疆，军士戍边、移民实边、流官寓边，规模达到1300多万人；清代内地民众“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进入蒙古、东北边疆，各族人民在多向迁徙流动过程中生活方式趋同、风俗习惯互融、族群界限渐泯。

人口流动背后还有着深层次的“天下一家”社会伦理作用。中华民族习惯以血缘亲情来类比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间的关系，将其视为兄弟手足与同袍同泽。

如西汉与匈奴通过和亲“约为昆弟”；唐朝与回鹘和亲保持“甥舅”关系；辽宋夏金时期，高昌回鹘、甘州回鹘、喀喇汗王朝仍与宋朝以“甥舅”相称。这种超越个体主义的共同体观念，迥异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异教徒意识与非此即彼的敌我观念。

不管是和平相处还是兵戎相见，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政权和族群都共生共存于“天下”，都被视为“一家”，即使冲突竞争也都是“兄弟阋于墙”的内部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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