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这个民族，在近代之所以短暂崛起，靠的是较早接纳了西方的近代国家组织形态，觉醒了民族主义，加上传统东方式的隐忍和伪装的权谋。这种东西融合、非亚非欧的状态，使日本赶上了19世纪末列强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的第一波工业和军事技术扩散，搭上了英国金融霸权的便车，再加上当时日本精英对中华文化的近似于母语的了解、对中国大陆历史、文化、风土和各类情报的深入掌握，使其能够逞凶一时。甚至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这种东西融合、非亚非欧的政治文化、社会治理模式和社会集体意识。
冷战后的日本，精英越来越像欧洲或美国的自由派精英。不少精英从小在英美受教育，不要说读汉学经典和汉诗，连认汉字都不会了。日本的东西融合、非亚非欧的状态越来越难以维系，越来越像一个衰落的、游乐场式的欧洲。社会上等级压迫、性别压迫、集团倾轧这些劣根性没有变，政治上却用降智、冒进的欧美自由主义话语代替了传统的隐忍和伪装的“战略智慧”。日本最强大的时候，是“脱亚入欧”将脱未脱的时候，一旦真脱了亚入了欧，就只有跟今日腐朽的欧洲一样走向末路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石破茂是日本最后一位有传统的非亚非欧式智慧的政治精英。自高市早苗以下的日本政客，表面上是在回到昭和军部的法西斯主义，其实根本难以望昭和政客和军阀的项背。他们本质上是无能又爱乱咬的卡亚·卡拉斯之流的欧盟式吉娃娃自由主义精英的东亚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