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共和国时期以社会、政治和经济层 面的重大转型为特征。1960年代内战后的体制更迭，以圣裔（sādah）为代价提升了部落领袖的地位——圣裔中有些人政治权势显赫，另一些人则过着普通的生活。此外，它还引发了部落权力关系本身的重组，因为那些在内战中获胜的拥护共和的谢赫（shaykh）毫不犹豫地利用 其有利的起点地位来对付他们的部落对手，其中一些对手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

也门的部落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非常多样。从历史上看，谢赫一直是历代统治者的笼络对象，这些统治者依赖与谢赫的合作与支持来确立自己的统治并推行其地方议程。然而，1962年也门共和国成立后，谢赫们所获得的物质和政治优待变得尤为突出。新的部落主导的精英阶层因也门政府的庇护政治而得到强化。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庇护既给该省带来了相对自主，也使其被排除在发展努力之外，因为政府的影响始终不稳 定、有选择性，且主要集中于对一小撮部落领袖的财政和经济庇护，而不是通过提供公共基础 设施和服务来进行国家建设。该省实施的发展与投资项目寥寥无几，其中多数是在1990年统 一之后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谢赫及其商业伙伴再次从发包国家合同的暗箱操作体系和采购 流程中普遍存在的腐败中攫取了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部落领袖能够在政治上和地理上都处于边缘、欠发达的省份中为国家的形成和国家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同时又确保其影响力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一。

从长远来看，发展、政治参与和结构性合法性是任何国家最持久、最重要的基础。在这方面，也门政府在萨达地区的记录糟糕透顶。政府控制薄弱导致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影子经济的出现，而该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可渗透的边界使这种经济成为可能。除了走私“灰色”消费品之外，还出现了大规模的“黑色”商品交易，进 一步加剧了一个本就武装到牙齿的社会的军事化升级。部落领袖再次从这一发展中获得了不成 比例的收益。相比之下，该省普通民众的经济韧性则较差。普通民众更容易受到国家贸易管制和边境设防措施的影响，因为他们缺乏那种促进并保护某些有影响力谢赫合法与非法贸易活动 的国内和跨国关系及网络。这些发展对整个部落制度产生了矛盾的影响。从历史上看，谢赫的地位是以其向外界代表本部落、解决部落问题和纠纷的能力来衡量的。共和政府的庇护政治改变了部落领导权的概念，因为谢赫将政府合同输送给其选民并为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能力，已成为这一职位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谢赫们狭隘的地方性商业和投资举措，以及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合资企业，促进了运输路线、投资机会、教育和医疗设施、市场与贸易流的形成， 这些也同样惠及其部落选民。然而，在某些情况下，部落民众并未从其谢赫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升中获益。

我的结论是，共和政府——尤其是萨利赫政府——的庇护政策并未“培育”当地的部落制度；恰恰相反，它通过抬高权威地位和经济偏袒的重要性，帮助扭曲了一个原本运转正常的部落秩序，从而改变了部落领导权的性质。纵观历史，某些部落领袖一直设法从“上面”汲取资源。然而，在共和国时期，欠发达、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以及令人难以容忍的经济和社会失衡，在民众中滋生了相当程度的怨恨和不满。一些谢赫与其部落根据地之间这种逐渐蔓延的疏离是一种特别危险的发展，因为谢赫充当着让也门国家无需开展国家建设努力便可在边缘地区推行其议程的接口或节点。因此，谢赫与部落之间的疏离以及部落制度的削弱， 使部分民众实际上脱离了国家的影响。
这是最终促成胡塞运动兴起的多方面地方不满与失衡的组成部分之一。凡是谢赫开始忽视其部落职责的地 方，凡是部落根据地未能从其谢赫地位的提升中获益的地方，凡是政府庇护以牺牲另一群体为代价偏袒某一部落群体或谢赫的地方，胡塞运动都找到了特别有利的条件来扎根和壮大。

————Tribes and Politics in Yemen，P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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