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百姓遇到欺压，第一反应是期盼青天大老爷、寄望父母官为民做主，却很少追问一个核心问题：既然官府手握权力，为什么不彻底根除“牛二”式的地痞无赖？

从治理逻辑来看，这里存在几层现实考量：
第一，适度保留少量地痞混混，可以制造一种持续的外部威胁。普通百姓常年受到骚扰，不得不处处设防，大量精力消耗在自保上。民众的诉求被局限在“惩治恶人”，期待官员主持公道，将所有矛盾归结为个别坏人作恶，很难上升到反思制度本身。百姓最大的愿望是遇到一个好官，而不是改变整个治理体系。
第二，治理是一种平衡术。官府完全清除所有地痞，成本极高，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持续巡查管控。同时，如果民间没有零星的不安定因素，百姓诉求减少，官府的存在价值反而不容易凸显。保留可控范围内的恶，官府就可以扮演裁决者、保护者的角色，百姓会产生依赖感。
第三，利益纠缠。很多地痞无赖和地方胥吏、乡绅互相勾结，充当爪牙，帮忙催收、弹压民间非议。只要他们不突破底线、不酿成大乱，地方官吏往往会选择姑息纵容，只在矛盾闹大之后象征性惩处，不会斩草除根。

当然不能无限放大这套逻辑。一旦地痞横行到激起民变、动摇统治根基，朝廷又会严厉打击。也就是说，官府的策略是控制恶，而不是消灭恶。维持一种有限度的不安，以此形成治理抓手；恶不能消失，但也不能失控。

所以，往往是各打五十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