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赫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志》一方面盛赞中国，“若说中国地大物博，风光秀丽，这一点都不夸张，单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就足以成就一个巨大的王国，以飨皇子的统治野心。其他国家的物产在中国几乎都能找到，而中国的很多东西却是独此一家。”“中国的物产如此丰富可以说归功于其土壤肥沃、人民勤劳和星棋罗布的湖泊溪流以及纵贯全国的运河。”一方面又指出，“尽管这里物产富足，但是矛盾之处也确实存在。这个世界上最富强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来非常贫乏。她虽然地域辽阔，土壤肥沃，也不过勉强可以维持居民的生计，大胆的说一句，他们需要再大一倍的国土才能安居乐业。”“极度贫困匮乏使很多中国人会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来。一个人如果在广州了解更深入一些就会发现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父母遗弃几个亲生子女，父母卖女为奴，一己私利驱动了许多人。”[11]18世纪中国极度的人口膨胀和土地使用、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于外人面前，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中华帝国形象出现在法人的文本中。马戛尔尼使团游览了京津、直隶、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饱览中国的大好河山。约翰·巴罗的《中国旅行记》第九章《农村面貌》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他所见中国从北到南广大农村的面貌，留下了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有价值的材料。当时中国与英国的农业已呈现明显差距，表现在生产方式上，“英国大农场优于小农场。主要是大农场能够使用佃农更好地分工合作，因而能够把庄稼种得更好，这是小农场根本做不到的。”“在中国，90%的农民可以认为是个体农民，拥有的牲口极少（附加一句，数百万的农民根本没有牲口），因此人们根本不要期望整个国家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开垦和利用。就园艺而言，他们也许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在大规模发展农业方面，他们当然不能与欧洲许多国家相提并论”。[12]在人均耕地面积上，“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在长城以内中国的整面积为1，297，999平方英里，也即830，719，360英亩，而总人口多达333，000，000，那么我们会发现每平方英里将有256个人，每个人拥有土地2.5英亩。大不列颠平均每平方英里有120人，每人可分享5英亩土地，或者说每个家庭可获得12.5英亩地。因此，中国人口与英国人口比例为256比120人，稍大于二比一。英国每人可获得的土地正好是中国每个人可获得的两倍。”[13]约翰·巴罗对当时中国人口的数量估计略高于实际数字，而他对中英两国可耕地面积的估算基本符合实情。在身体素质上， “在中国普通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皮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的确，他们天生就身体瘦小，满面倦容，很少有人在面颊上显出健康的红润。”[14]英国人从所见到的每一张中国人面孔，看出了普通中国民众生活的贫困和身体健康的不良。根据现场的观察，约翰·巴罗得出一个符合事实的结论：“总的来看，就中国在农业上值得称赞之处而言，如果要我斗胆说说自己的看法，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给一个中国农民足够的土地（足够到他和他的家人用锄头能够耕种得过来的土地），他会比任何欧洲的农民更好地利用那块土地，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但是，倘若在中国将50或100公顷最好的土地按平均地租交给一个农民种植（按一般计算，我们的农民创造的价值是租金的三倍），那么在支付种地需要的劳动力后，他几乎会无法养家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