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的一个清晨，位于西雅图以东的斯波坎，一名杀人案警探瑞克·菲茨（Rick Fazz）正在家中，电话突然响起。打电话来的是一名刑事鉴证人员。对方告诉他，一宗已经悬而未决十多年的案件，可能终于出现了突破口。

1985年，一个名叫杰伊·库克（Jay Cook）的年轻男子和他的女友坦娅·范·库伦博格（Tanya Van Cuylenborg）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出发，驾车前往华盛顿州。他们原本只是去买一些机器零件。

两个人失踪了。几天以后，坦娅的尸体在一个偏僻的沟渠中被发现。她遭到强奸，双手被塑料扎带绑住，头部中枪。杰伊的尸体随后也被找到。他遭受殴打，并被勒死。

警方收集了大量证据，其中最重要的是犯罪现场留下的精液。然而，当时的DNA技术还十分原始。调查人员虽然能够确认这些样本来自同一个男性，却无法确定这个人是谁。

案件逐渐变成一个“冷案”。多年来，调查人员追查了数百条线索，询问了无数人，却始终没有找到凶手。

如今，十二年过去了，菲茨接到的这个电话告诉他：实验室获得了一种新的DNA分析结果。

但即使如此，他们仍然没有一个可以与之匹配的嫌疑人。警方只有凶手留下的遗传信息，却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在当时，这似乎已经到了科学能够做到的极限。

几十年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今天，一个犯罪现场留下的DNA，并不一定需要与警方数据库中的DNA完全匹配。调查人员可以利用商业基因数据库，找到与未知嫌疑人有远亲关系的人，然后通过家谱，一代一代地向上、再向下追踪，最终把范围缩小到某一个家庭、某几个兄弟，甚至某一个具体的人。

这门技术后来被称作：Investigative Genetic Genealogy调查性遗传家谱学。

而在美国，把这门技术推到公众视野中心的人之一，是一名叫 CeCe Moore 的遗传家谱学家。

穆尔并不是警察，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医科学家。她最初只是一个对家谱极度着迷的人。但最终，她开始利用DNA解决几十年前警方无法解决的谋杀案，同时也揭示这种新技术所带来的巨大伦理争议：当一个人的基因信息可以通过远房亲属被追踪，当家庭中隐藏了几十年的收养、婚外关系、捐精、强奸或者身世秘密都可能被技术重新揭开，我们是否真的做好了面对这些真相的准备？

我们的 DNA 从来不完全属于自己。你可以决定自己不去做 DNA 检测，却无法决定你的表亲、堂兄、姨妈、侄子会不会去做。一个人把自己的基因资料上传到数据库，实际上也在无意中透露整个家族的一部分信息。过去我们说隐私，通常是指“我的事情由我决定要不要告诉别人”，但在遗传时代，这种边界已经被彻底打乱了。一个人的秘密，可能藏在另一个人的身体里。

DNA很擅长告诉人们“生物学上发生了什么”，却并不擅长回答“这件事对你意味着什么”。一个七十岁的人突然发现，自己一生叫作父亲的人并不是生父；一个孩子发现自己是捐精所生；一个家庭发现几十年前曾有一段婚外关系、强奸、收养，或者一个从来没有被提起过的孩子。从科学角度看，这些都是答案，但从人的角度看，答案往往只是问题的开始。

再回到1985年坦娅·范·库伦博格和杰伊·库克遇害的案件。几十年后，这个案件被重新拿出来。警方拥有犯罪现场DNA。这一次，他们不再等待数据库出现完全匹配的嫌疑人。

遗传家谱学家开始寻找远亲。他们找到了一些匹配。然后建造家谱。树枝越来越多。几个家族开始交叉。最终，一个名字逐渐浮现出来：William Earl Talbott II。

塔尔博特在案发时住在华盛顿州。年龄符合。地理位置符合。警方开始跟踪他。他们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希望得到一件带有DNA、又被他合法丢弃的物品。

终于，他在路边停下车辆。一个纸杯被留下。警方取得纸杯。实验室进行分析。DNA与1985年犯罪现场的精液匹配。

三十多年以后，塔尔博特被捕。在法庭上，遗传家谱并没有作为定罪的核心证据，只是帮助警方找到嫌疑人。真正呈交陪审团的是传统DNA匹配证据。

2019年，塔尔博特被判谋杀罪成立。这是#美国# 最早利用调查性遗传家谱破获、并最终经过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之一。对于这项新技术而言，它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