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如何错失芯片产业的？

1999年，华人创投汉鼎亚太创始人徐大麟牵头提出矽港（Silicon Harbour）构想，计划在香港打造晶圆制造集群，最初规划兴建6座晶圆厂。

这件事，说起来也酝酿了许久。

徐本人是物理学科班出身，毕业于台湾大学物理系，后赴美深造，拿到加州伯克利分校电机工程博士学位。他很早就关注半导体赛道，投资过台积电、矽品精密。张汝京则在德州仪器任职20年，后来在台湾创办世大半导体，是圈内公认的晶圆厂“建厂专家”，很早就有到华人地区建设晶圆制造基地的想法。

9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形成了一个跨东西海岸的华人科技智库圈子，伯克利校长田长霖、IBM虞华年、徐大麟、张汝京都在这个圈内，经常聚会，研讨华人半导体产业的机会。

在这个交流场合，徐大麟与张汝京结识了。初次见面，双方一拍即合：张汝京手握成熟建厂团队、全套晶圆制造工程能力；徐大麟掌握跨境资本，熟悉亚洲各地政府招商、土地、财税谈判，能对接华人地区的政策资源。

两人接下来就是要找一个合适的华人城市，落地大型晶圆制造集群。香港，成为他们第一个考察目标，也就是后来的矽港构想。他们计划总投资十几亿美元，目标复刻台湾新竹科学园模式，在香港建立本土半导体制造产业链。

这件事，也牵动了董建华的神经。

1998年，时任特首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率先提出：香港“要成为在发展及应用资讯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是在电子商业和软件发展上处于领导地位”。董建华还亲自赴硅谷推介香港科创潜力，希望摆脱香港单一依赖地产与金融的格局。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李嘉诚次子李泽楷响应了这一号召，他认为香港大学附近的薄扶林最有条件复制美国硅谷的成功经验，因此提出了打造“香港硅谷”的建议，即所谓数码港计划。后来数码港流变为地产项目，令人扼腕，这是后话了。

而与数码港计划同一时间提出的，就是矽港计划。

项目方的核心诉求很明确：希望特区政府以优惠低价供应大片土地，并配套税收减免。最初申请200–250公顷用地。但很快，舆论质疑“借高科技名义炒地皮”！项目方主动退让，缩减到仅租赁20–30公顷，并且承诺只租不买土地，打消土地炒作的疑虑。但港府内部态度始终含糊、摇摆，没有给出明确落地批复。

背后的深层约束，来自香港长期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治理传统。不少公务体系官员坚持市场主导原则，认为政府不应该主动以低价土地、大额税收补贴去扶持特定工业项目。97金融危机，港府下场购买港股救市，前前后后也经历了多轮论战。

更何况，晶圆制造是资本投入巨大、回报周期长达十年以上的重资产行业，风险极高。公职人员普遍心态是：这类陌生新兴产业很难判断前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一旦项目后续失败，低价批地和税务优惠会引来审计、媒体、议会的严厉追责，因此倾向于审慎观望，不愿做出突破性的政策让利。

与此同时，香港地产圈层、媒体持续质疑项目本质是借科技项目获取廉价土地，舆论压力持续升温。

这时，上海政府对张汝京团队伸出橄榄枝：张江提供土地、税收优惠、水电基建、人才配套，决策链条短，高层可以快速拍板。于是，原本计划落地香港的这支晶圆团队转赴浦东，项目更名，这就是中芯国际。

事后不少学者复盘这段历史，认为这是香港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机会错失。香港拥有自由港、资金、国际人才、外贸通道，本有机会在世纪之交切入芯片制造赛道，实现经济多元化。但港府“积极不干预”的原则，以及回归后公务员群体趋利避害、缺乏魄力，让矽港终于胎死腹中。

数码港和矽港，一个沦为地产，一个直接流产，两个日后被证明方向完全正确的项目，都没有搞起来。

香港，时也，运也，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