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军事败，张之洞鉴于参与其事的上海少年文士为数甚多，其中“未尝无讲求时务、才艺可造之材。其谋乱已成者，不得不捕杀；而其附和同声者，犹望其改悔”，“因于百忙中特草劝戒国会文一通，冀有以平其矜心，发其深省。颇闻在东游学诸生，耳目濡染，不无张脉偾兴之病，文中故兼及之。”详引如下：

六月间，上海设立国会，其规条甚秘，未经刊布。初闻之，以为此殆会集同人，考求时事，发为议论，以备当事采择，略仿外国下议院之例耳。近日汉口、岳州、长沙诸处捕获会匪多名，起出伪印、伪檄、匪簿、逆信、富有票、军械等物，内有正会长康有为、副会长梁启超伪示、伪谕、伪通饬，有国会总会、国会分会及自立会、自立军各名目，总会设在上海，分会设在汉口。匪首唐才常供词，颇牵涉国会诸人。其伪札有“报明上海国会总会开有关防”之语，其弟唐才中供词：“去年康、梁及唐才常设自立会，今年六月将自立会并入国会，在上海刊印富有票三十万张，分散夥党，招匪起事”等语，不胜骇异。国会人数颇多，并非尽系康党。其皆通谋知情与否，不敢臆断，要之必非无因。唯事关重大，尚未得有实据，本部堂姑隐其名，不得不为诸人正告之。

国会中人，就所闻知，大率诵读诗书，或且挂名仕籍，其中多才能文、讲求时务者，颇为不少。尊亲之义，岂有不闻？顺逆之理，岂有不辨？或因目击中国大局阽危，愤激不已，而又略知外情，进用无阶，怀才自负，在沪又习闻民权之说，遂以变本加厉之心，迫而为行险侥幸之计。检阅往来逆信，其持论宗旨，无非袭康、梁之唾余，曰“人人有自主之权”，曰“不受朝廷压力”，曰“流血以成大事”。所谈无非惨礉凶险之辞，所传无非诬罔不道之语，所谋无非犯上作乱之事。不知康、梁以作乱逃亡，故必欲诬谤宫廷，以解其罪，煽乱报复，以逞其毒。彼自为计耳，于国家何与焉？于士民何与焉？比年以来，康、梁邪说久已腐败暴露，为人之所厌闻。而国会诸人，大率本非康党，忽然惊为新奇至论，相率信其诳语，然其死灰，字字皆是康说，俨同私淑，并为一谈，如狂如醉，此则至愚极谬，不可不急思改图者也……其知康党为乱人而从之耶？抑谓康党为志士而和之耶？据唐才常办事规条，皆奉康、梁伪谕，有云“指定东南各省为新造自立之国，不认满洲为国家”。康、梁此会之宗旨如此，不知置我皇上于何地？而以之诈骗商人，敛取钱物，靦然号于众曰：“我乃保皇会也”。及康、梁伪通饬密教其党，则曰“欲图自立，必借遵皇权也。”欲欺华人耶，已明明放票作乱矣，欲欺洋人耶，此洋文规条数十纸，已为英巡捕查获，持去各国领事教士传观矣。天夺其魄，狡谋毕露，虽使巧词曲说，其为叛逆之实，何所逃于天地之间……

惟愿自今以后，国会诸人以及外洋各省游学诸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自爱其身，自重其名，勿为康党所愚，勿蓄异谋以枉其天才，勿助凶人以残其种类。即使真系康党，亦多由草野寡陋，不晓朝事，受其欺笼，以逆为忠……今日除康、梁二人外，其康党曾与诡谋，而逆迹尚未昭著者，果能憬悟改行，勿作非，勿惑众，官司亦自不株连穷治，何必日行荆棘中，以流血为身心性命之学，而以杀召杀哉。即使曾经随同滋事，现在刊章逮捕之列者，若早能诣官首悔，尚可许其湔洗自新。如其不然，则本部堂粗明大义，有扶植名教之志，忝任疆圻，有保守疆土之责，傥必欲自扦法网，又岂本部堂所能宽？且各省封疆大吏，文武绅民，孰不知有忠孝，孰不爱其身家，何处可以容此辈之窟穴，任此辈之横行。甚至各国洋官西士，亦皆恶其悖乱，视为下流。身名俱丧，进退皆非，清夜自思，何苦为此。

吾闻亚洲极西之地，有犹太国焉，为土耳其所灭，种人分散，寓处于欧洲各国，不能为士为官，以搀和金银成色为生业，各国语及犹太人，皆鄙贱之。何以鄙贱之也，为其宗国已亡，无复君长也。呜呼！国家多难，至今日而极矣。然而国虽弱，可望其复强，政虽弊，可望其复理。若会匪鱼烂于先，各国瓜分于后，则中华从此亡矣，不能望其复有矣。神祇为之怨恫，祖考为之号泣，子孙为之窘辱灭绝，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从康之祸，一至于此。吾为国会中人说，并为康党说，是依听之，是违听之，在会者迷复不返，未入会者慎之思之，嗟尔康、梁，慎勿犹太我中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