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退休有个通行成例：不管你官做多大，退休之后大多要返回原籍，若无皇帝特许，不能留在京城或是曾经任职的地方。这规矩听起来不近人情，但背后有一套完整的政治逻辑。
​​乾隆五十一年，工部右侍郎孙永清刚过六十，便递了告老折子。他没病没灾，只是觉得朝堂上风向变了，再熬下去恐怕晚节不保。折子批得很快，朱批只有四个字：着即回籍。
​​孙永清是山西太谷人，在京城住了二十多年，宅子就在宣武门外。接到旨意的当天晚上，他让管家把后院的十几盆兰花全搬上了骡车。那是他这些年最舍不得的东西，有一盆素心兰，还是十年前从纪晓岚府上分来的苗。
​​他原想着，皇上念他办过几次河工，兴许能开恩让他留在京城养病。他甚至托了人，在军机处跟前递过话，说自己心脏不太好，经不起长途颠簸。但话递进去如石沉大海，等来的只有那四个字。
​​出发那天清晨，天还没大亮，孙永清站在自家大门前，看着门楣上那块“进士及第”的匾，让仆人取下来包好。隔壁住着的刑部郎中钱楷，特意起早来送行，两人在门口说了几句话，钱楷忽然压低了声音：“孙大人，您这一走，宅子可千万别赁给外人。万一将来朝廷有旨意召您回来……”
​​孙永清摆了摆手，没接这个话茬。他知道，一旦离开京城，再想回来比登天还难。朝中不是没有留京的先例，但那些都是什么人？是入了紫光阁的，是给皇上当过老师的，是家里闺女嫁了亲王的。他一个工部侍郎，凭什么？
​​出了正阳门，一路西行。头两天还算体面，沿途州县都派了人迎接，驿站备好了热水热饭。但到了保定府，情况就不一样了。直隶总督派来的戈什哈递了句话：上峰有令，退休官员过境，地方只负责治安，不设宴，不迎送。孙永清坐在骡车里，掀开帘子看了一眼，驿站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两个兵丁靠在墙根打盹。
​​他心里明白，这就是规矩。你在任上，地方官把你当财神爷供着；你卸了职，就是个回乡的老头。朝廷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你清清楚楚看见，权力的滋味儿只在任上那几年。
​​走到正定府的时候，出了一件小事。随行的老仆见驿站给的草料太少，跟驿丞争执了几句。驿丞是个八品小官，当面没说什么，转头就写了一封禀帖，报到正定知府那里，说退休侍郎孙永清的家人“咆哮驿站”。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孙永清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这封禀帖将来会存进他的档案里，万一哪天朝廷要查官员退休后的品行，这就是一条不大不小的把柄。
​​从那以后，他严令随从不许跟沿途官员发生任何冲突。每到一处驿站，给多少钱就吃多少东西，多一句话也不说。他忽然想起当年在河工上督造堤坝时，对那些退休回籍的老官员是何等怠慢——他当时觉得理所当然，现在轮到自己，才知道那股滋味有多凉。
​​走了整整四十三天，终于进了山西地界。太谷县知县早得了省里的公文，带着衙役在城外迎接。排场不大，但礼数周全。孙永清掀帘下车，看见知县身后站着的几个乡绅，有几个面熟，是他当年在家乡读书时的同窗。
​​知县恭恭敬敬地请他上了轿，一路抬回老宅。宅子是二十年前他当道台时翻修的，三进院子，门前有两棵老槐树。他站在台阶上，看着那两棵槐树，比记忆里粗了一圈，枝叶遮了半边天。
​​当天晚上，太谷知县设了接风宴，席间说了许多客气话。但孙永清注意到，知县自始至终没问过一句朝政上的事，也没打听过京城的人事变动。一顿饭吃了一个时辰，知县只谈风土，只谈收成，只谈他老宅的槐树长得好。
​​散席之后，孙永清回到书房，让仆人把从京城带回来的那盆素心兰摆在窗台上。月光照进来，兰叶的影子映在墙上，细细的。他坐了一会儿，拿起笔，给在京城的儿子写了一封信，只有两行字：槐树依旧，兰花无恙。日后不必再托人打听留京的事，为父已安顿下来了。
​​信封好，他搁下笔，听见院子外面传来打更的声音。三更天了，整个太谷县城都沉在夜里，跟京城的热闹隔着十万八千里。他吹了灯，在黑暗里坐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