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就什么都好了，都干净了。”

我在一楼试着玩钢琴，听到门口喧闹，走出医院的门，发现一堆人挤在救护车旁，是的，这是今天来接走临终病人的第二辆救护车了。

救护车里躺着一个已经做了气管插管气切、血压降到三四十的病人。她还醒着，人已经瘦得像是骷髅头上刷了一层皮肤质地的油漆一样，像一个手作工艺品，被护理垫托着，只有头能轻微转动，眼睛是在转的，能明显感觉到她是有意识的。

她在睁着眼睛看着周遭：家人们慌乱匆促地铺行李塞上车，跟救护车的医生去跟家属协调费用，凑在门口看情况的保安、救护车中介，和闲散的我。行李和家属把救护车塞满，打包关上门变成一个新的行李准备启程回安徽，医生和家属大声强调着：我们车上不抢救的，不保证能到家的，她不一定能到家的，路上说不准的。

病人大口地喘着气，当然是从气切的塑料管子里呼气，能感觉到她是在喘的。看不清楚惨白灯光下她的神情，两只眼睛在白光里游来游去地看着所有人，像是水族馆里被玻璃罩子隔起来的游弋着的缺氧想浮出水面的小小的鱼。

救护车在医院的一楼停车场调了个头，闪着蓝灯开出了大门。剩下的三个家属突然又一路追上去，大包小包的，似乎忘带了什么东西。

挺着啤酒肚、把字母衬衫撑得圆鼓鼓的中介，和剩下的几个人攀谈起来，开始算账：这一车拉回去每公里多少钱，八块多吧，从这里拉回安徽要 5000 多。他说道“他们家真是没什么钱，我简直是在帮她。”几个人就掰扯起了费用明细，多少公里、多少钱。

围观的两个大叔说道：“好过死在这里。死在这里和拉回去死，刚好差 15000。如果死在上海，又不能拉出市区，就只能在这里烧掉，回去见到的就是个盒子。现在人还没咽气，拉回去见到的是个人，亲朋好友可以见见面、看一看脸，而不是看照片。”

于是几个人讨论起来，为什么上海管这么严，尸体不能跨城转运。原来是出于防疫么？戴帽子的大叔说：“那对啊，人死了之后，身体里的细菌、病菌很快就会出来，万一有什么传染病，出于防疫要求肯定是要烧掉的呀。”

另一个人附和道：“是啊，只有高温火化掉了，就什么都干净了，什么都没有了呀。”

他们又讲起了另外几个这几天从医院被救护车拉走的病人。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中介说道：“他也死掉了呀。”“还有之前那个女孩子，八岁还是几岁，骨癌，也就死掉了、很快就死掉了，都死掉了呀。上次还拉回一个内蒙古的，拉回 5000 多公里，累死我了，一公里多少多少钱。”

每一个病人变成死人都对应着几个数字：年龄、治病的年限、从医院回家的距离，以及最后这一程花了多少钱。一个还能睁着眼、插着管、吸着氧、带着监护仪的病人，最后就是定格在这些数字里。

监护仪上最后会显示血压、血氧、心跳；他的家人要盯着出院的账单数字、回家的里程数字；救护车上跟车的人准备着记录死亡时间数字，也就这些。

最后，这个病区的医生护士回忆起来，这个人可能名字都记不得了，最后也只记得病人大概的年龄、治病治了多久、住了多久，也就这样了。

人最后是落到数上的，落到灰里的，落到陌生人的围观和谈资里的。

几个人说着话，在救护车离开的三五分钟里，我听了好几个故事。他们说完话，便也就散了，各去忙各的，只剩我一个人在晚风里，空落落的，有点抬不动脚。

回到病区，整层楼的走廊都弥漫着孜然烤串和辣条的味道。夜班的值班护士和医生们欢声笑语，赶紧往值班办公室跑，准备一起吃夜宵。

高层的病房玻璃窗都是打不开的，只有几个窗户欠着缝，所以空气完全不流通，每个病房都能闻到这种油滋滋的、莹润的肉香味，混杂着病房里面散不出去的臭味、口气、体液的气味。是的，人身体排出来的任何气体液体都是臭的，甚至臭不可闻，无论吃下去的、闻进去的、抹起来腌入味的有多香。

可是环顾一整个病区，至少 20 几个病房，有一半病房里的人是几个月都没有吃过饭的。他们鼻子上粘着鼻饲管，插着胃管，骨瘦如柴，挂着一层人皮，引流袋里导出胆汁、胃汁或者各种不明的液体。

他们坐在轮椅上，陷在病榻里。一门之隔，听着更有生气的欢声笑语，闻着遥不可及的食物味道，等待着成为另一串新的数字。

只有眼睛在死气沉沉地游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