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在《忆志摩》文中还谈及徐志摩为与张幼仪离婚之事，当时他很伤神。“有一天，他在一个中国饭馆里同几位朋友闲谈，这几位朋友都跟他说，你单是吵离婚，而不想法把你太太有所安顿，是离不成的。于是天真的志摩居然认真地问计。他们说:‘最好你为你太太找一个替人。’大家谈得随便的时候，志摩又提出找谁做替人好的问题。于是大家想到志摩的好朋友哲学家金岳霖还没有结婚，最好让志摩移交给他。哪知道隔开一堂屏风，金岳霖正在那边吃饭，于是金岳霖轻轻地把屏风推开，站在他们饭桌前面叫声:‘嘿! '满座为之大惊，但是这班有风趣的人，彼此都不在意。1922年3月，徐志摩与张幼仪在柏林离婚了，金岳霖不但没有成为“替人”，反而和也在柏林的吴经熊成了徐、张离婚的“证人”。

有趣的是1923年冬 ，离美赴欧来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的罗家伦，却闯入了张幼仪离婚后的寡居生活。罗家伦的游学德国，据女儿一一历史学者罗久芳说:“20年代许多中国留学生赴德深造，一则因为德国各大学府有浓厚而自由的学术空气，二则在战后马克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带外币在德国兑换使用格外实惠。当时与傅斯年和罗家伦同在德国的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员朱家骅，已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赵元任、俞大维，来自欧美各地的陈寅恪、徐志摩、金岳霖、段锡朋、周炳琳，以及直接留德的北大同学毛子水、姚从吾等人。如此人才济济，可称一时之盛。他们多数追求新知识和名师的指导，往往并无意攻读学位。这种“旁征侧挈，以求先博后专’的游学方式，历时六七年以至十年以上的大有其人。”当时这批人都集中在柏林，罗家伦也是其中一位。

张幼仪在回忆录《小脚与西服》（Bound feet and westen Dress)中说:“柏林所有的中国人当中，有个人待我特别好，他叫卢家仁(译音),有一双好大的手，手上面毛茸茸的像只熊。他每个星期都来看我好几回，不是和我一起坐坐，就是陪彼得玩玩。以前我从没有和男人坐得这么近过，可是我猜想他是来看彼得的。当时多拉和我租了一个住宅的三个房间，卢家仁来的时候，彼得就和我们一起待在起居室，其他客人来的时候，我就叫彼得到别的房间和多拉玩。有一天我们坐着喝茶，彼得在铺在地板上的一块毯子上玩耍的时候，卢家仁问我:‘你打不打算再结婚?’虽然我当时还很年轻，大概才二十三岁，可是四哥写信告诉我，为了留住张家的颜面，我在未来五年内，都不能叫别人看到我和某一个男人同进同出，要不然别人会以为徐志摩和我离婚是因为我不守妇道。而且我明白我在家乡还有个儿子，我一直没教过他，在我善尽做母亲的责任以前，我不可以嫁进另外一个家庭。所以，我没敢把卢家仁那句语气温柔的话听进耳朵里，于是我看着我的茶杯轻声说:‘不，我没这个打算。’卢家仁听完，过了一会儿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按时来看过我。我没办法相信有人会爱上我，而且对卢家仁问起我结婚打算这件事感到别扭，我从没说过任何鼓励他问我这种事情的话。也许我当初根本不应该让他来看我的，难道他一直在追求我吗?那就是‘自由恋爱’进行的方式吗?他爱不爱我呢?也许他只是想出出风头，才企图娶我?”

张幼仪的回忆录是由其口述，然后由她的侄孙女张邦梅以英文写成，上面的引文是根据谭家瑜的译文，由于译者把“罗家伦”译成了“卢家仁”，因此大家对这段爱情就不以为意了，反正“卢家仁”又不知何许人也。但我们考之罗家伦当时正在柏林，再加上见过他的人说他的确“有一双好大的手，手上面毛茸茸的像只熊”(梁实秋在《记罗家伦》文中，就说他“两手肥硕臃肿，如熊掌然”)。有这种特征的人并不多见，“卢家仁”与“罗家伦”一音之转，张幼仪又是当事人，因此所言应该是不虚的。

或者有人会说，罗家伦不是早有女朋友张维桢了?是的，在1920年初，罗家伦去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集会，认识了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体育教师张维桢。在上海见过几次后，罗家伦返回北京，给对方寄过几张明信片。不久，罗家伦出国留学路过上海，却因病未能谋面。就在轮船即将出海之际，罗家伦收到张维桢的玉照，他才匆匆发出一张明信片，从此两人开始鸿雁传书的爱情长跑。但由于双方了解不多，又相隔遥远，两人也难免有些误会。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罗家伦听说张维桢把他的信全部给别人看过，非常生气，因此两人有很长时间没有联系。据现存的罗家伦写给张维桢的情书观之、在1922年9月以后，两人似乎就间断联系，一直到罗家伦到德国的将近一年后(1924年8月30日)，两人才恢复通信。而罗家伦的追求张幼仪恰巧在这段与张维桢断了音讯的“空档”。后来由于张幼仪的拒绝，不久之后，罗家伦恢复和张维桢的通信，继续两人的爱情长跑，最后于1927年1月13日在上海举行婚礼，有情人终成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