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
巴特的绘画实践对于他的后期思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借助东方书写艺术，巴特试图寻找绘画与书写的统一可能性。他的绘画在根本上是一种新的书写模式，它与巴特关于书写和文本的理论创作深切交织在一起。阿根廷艺术家德尔米萨奇在这一实践的生成轨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巴特对她的作品的评语——“不可辨读的书写”，同样适用于巴特自己的绘画。
通过这些画作和这一时期明显增多的艺术批评，巴特构建起了一种以能指和结构化活动本身为中心的艺术符号学，按赵毅衡教授的总结，亦可被视为一种“符号美学”（赵毅衡，2023），这种符号学与其早期的符号学截然不同，因为如今，能指符号不再是透明的，不再只是某个意义或者大写的结构的中介，这些“书写”的不可辨读性，使得对意义的揭露和破译行为难以为继。
这种绘画 - 书写，为巴特超越巴塔耶在耗费理论中确立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严酷对立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案。因为这些“书写”明显无意义，使得它无法被纳入交换体系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甚至比伟大的文学书写更具优势。巴特在《文本的快乐》中已经看到，即使是普鲁斯特那样华丽的书写，对经济循环的抵抗仍旧是徒劳无功的，它最终被生产性的世界吸收。而通过“不可辨读的书写”，巴特表达了一种真正的奢侈和纯粹的浪费：那些纸上的符号没有任何所指，不是任何东西的反映，换句话说，它们就是拒绝交流的空虚本身，能指的快乐由此开始。
——王睿琦《绘画作为“不可辨读的书写”：论罗兰·巴特的绘画》
（图片来源：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