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超话]# 唐以后基层社会中间层的发展

日本汉学界两大学派有关唐代民众身份认定是有差别的。东京派从均田租调等方面研究判定北朝至唐代户籍民众都是国家的农奴，从人丁管理上来说他们是齐民。京都派认为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前期，社会结构是豪族共同体，换言之，民众身份是有差别的，不是整齐划一的。本书无意去对比两派论点孰优，只就本书对所谓唐代乡里秩序两个层面的分析看，保证赋役治安的乡里基层管理组织符合东京派的观点，而突出名望、声势的乡望建置契合京都派的主张。因此，唐代国家在对乡村基层进行管理和权力渗透、观念疏导时是利用以上两个渠道展开的。乡望设置渊源于汉代三老，其名称来源于魏晋以后强调民间声名、家族门第的“望”，其人员来源与地方家族有关系，却又与前代主要来自士族不同。乡望由官方认定，代表民意，参与地方官方仪式，带领乡民办理地方事务。有关宋代之后国家权力从地方基层收缩的观点，无疑忽视了唐代已有中间层参与乡村秩序建构的事实而将唐代视为国家权力对基层全面管理的时代。唐开元后期，官方对乡望名额进行限定，使得其作为中间层沟通官民的作用弱化。安史之乱后，朝廷无力督导乡里的秩序建构，因此，乡望这一群体很快淡出历史舞台。

唐以后耆寿、父老这些老人群体仍然在地方上扮演着中间层的角色。老人能一直参与乡村治理、沟通官民的原因前面已有部分论述。中国古代乡里社会一直是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结合体，村民非亲即故，老人辈分高，说话有权威。同时，在较为封闭、自成一体的乡里社会里，知识主要来自经验的积累，老人自然受到尊崇。历代政府正是因为看到了老人在乡村中的特殊社会地位，才坚持通过尊崇老人来进行乡村教化。唐代之后，老人在乡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持续存在。

除了老人群体，从唐代开始，一些通过科举却没有出仕的乡人也逐渐开始在乡里显示自己的影响。宋代之后，普遍意义上的科举社会形成了，由科举造就的读书士人在基层社会中逐渐发挥较大的组织协调作用。由于这一群体的形成来源于国家机制，故而可以视为国家力量的某种代表。明清时期，这一群体的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习称士绅阶层，他们“在朝可为官，在野便是绅”，这些在朝的官和在野的绅构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在朝的官掌握着国家的实际权力，在野的绅则控制着地方社会。乡绅作为官民间的中间层，此时影响达到了鼎盛，是以往各代都不能比拟的。

至此我们发现，基层社会中间层大概包括以下几种人群：一是通过建立功勋等获得非职事的勋爵，比如唐代的勋官等；二是借助自身的影响力获得官方的认可及官方授予的名号，比如耆老、乡望等；三是通过科举得到一定的文化身份，比如清代的举人、秀才等。总之，因为官僚系统的容量是有限的，为了让更多百姓和政权更加靠近，国家设置了各种途径来让部分人获得高于普通百姓而不及官员的地位，这部分人在官民之间游走，对弥合官民之间的身份断裂、维护乡里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