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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语境下，仿古山水画从正项向异项的转变会对仿古山水画的意义阐释产生消极的影响。这样片面的强制性解释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有改观。受后现代思潮濡染的符号学艺术史呼吁着一种意义延异与流变的权利。这种观点或许可以追溯到卡西尔（Ernst Cassirer）。卡西尔（2013，p. 316）强调，“人的劳动成果为了持久地存在下去，就必须不断更新和重建……它们的实在是符号的，不是物理的，而且这样的实在从不停止要求得到解释和再解释”。因此，符号学艺术史相信，每一个接受者都具有翻转前文本并置换意义的潜力，意义从根本上讲是不确定的。从这一意义出发，我们认为要理解中国仿古山水画的意义，就需首先明确谁才是语境中的接受主体。只有确证接受主体与解释意义的在场，才能实现文本意义的有效传递。
总结20世纪关于中国仿古山水画的意义研究，可以显见这一解释转向：在20世纪初期，中西学者多从先文本关系的视角片面解读仿古画作，将其视为对传统的机械接受和缺乏创造力的模仿性艺术；而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符号学艺术史在西方的兴起，高居翰、柯律格、方闻等学者在语境论和解构论的影响下，深入挖掘了仿古山水画的社会意义与艺术意义。本文认为，中西学界对仿古山水画意义的多维探讨，不仅是当代新艺术史方法下重审中国艺术传统的重要示范，还通过对传统观念的质疑与批判，积极建构了当代艺术史的理论体系。此外，这种对仿古艺术的重新认识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新时代文艺发展如何实现传统的承继与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学理性启示。
——刘 津、陆正兰《重审 20 世纪中国仿古山水画研究——一条符号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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