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文献学，经常会提到“审音勘同”。蒙元史学界长年累积的研究印象与倾向是：许多史料之间，就算分属不同语文，彼此仍然有史料上“同源”的关系，可以彼此对校，互相启发。相较于“存异”，前辈学者们更崇尚“勘同”。在本书导论之研究回顾中提到，过去整合系谱之研究主要有几种取径，其中“以域外文献来增补、校订汉文文献”最为常见，也是最为流行的研究方式。以“非汉语文献”来“增广”、“补遗”汉文史料中无征的纪录。优点是可以求全，但其盲点是以汉文史籍为中心，经常只注意外文资料中有，而汉文史料中没有的纪录，却忽视域外史料中没有的记录。

早期著作中以洪钧、屠寄、柯劭忞等人的著作为代表。事实上，正因洪钧等人未能直接运用《史集》等波斯史料，若在今日重新检视一遍其人著作中的增补与考订，不少条目的有效性都值得怀疑。一则其引证资料，除了汉籍内部对校之外，其他都依靠辗转翻译而来，文本并不可靠。二则因为研究者本身不能判断域外史料之正误与优劣，也就无法验证翻译是否可信。从前文论及案例可知，如果文献原本来自不同的史源，那么勉为勘同、强意求全就不见得是合适的研究方式。不仅会破坏个别史料系统的完整性，还会流于断章取义。须知现有的史料只是历史的片段，不是全部。莫以为现存的史料一定能解决问题，要避免以我们手里仅有，或是当代仅存的文献来强作解人。因此，本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审音勘同”本身，而是“历史语言文献学”的全面分析。“审音勘同”并非研究目的，只是“历史语言文献学”为了理解材料而进行的研究方法之一。

洪金富在《元代文献考释与历史研究——称谓篇》等论文中，敏锐地察觉且证明在元代的汉文史书中，经常连最基本的用语，其定义与元代前后的其他朝代都不尽相同。连一般的称号都大相迳庭，例如“太子”、“太后”、“太上皇”、“太皇太后”都不是原先汉文史籍中长期传承的意义。令人讶异的是，这些称号竟然大多出自元代汉臣所撰写的汉文史书中。如果研究者固守汉文文意，势必无法发现其中隐含的差异……如果连元代汉文文献中的“称号”都有如此大的不同，可以合理推测其他诸如制度、典章、法规、惯例等方面，也可能有与其他时代的汉文文献看似貌合，实则神离之处。不免令人担心，只运用汉文史料为唯一解释渠道，来研究蒙元历史有多么危险。这也是致力于“勘同”的研究中，引用汉语史料循环论证，以“证明”汉语史料正确性，容易产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