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论美国的科学左翼，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印度支那战争所带来的巨大震荡；正是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看法。诚然，围绕核战争威胁与原子弹控制权问题的公众反响和科学界争论，早就进入了政治视野；但在越南战争刺痛美国人的良知之前，美国社会从未出现过自下而上广泛抵制军方及政府部门利用科学专业知识的草根反抗。大约从1966年起，哪怕只是随手翻翻『科学』杂志，也能清晰看到科学界对一系列问题的忧虑在持续升温：从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德特里克堡生物战基地，到国防分析研究所入驻美国各大名校校园；从军方及其雇用的分析机构在越南使用除草剂，并掩盖相关调查报告，到军方进驻大学校园征兵；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顾问委员会提名名单爆出政治安全黑名单丑闻，到全国顶尖科研机构承接保密军事研究，再到政府计划部署反弹道导弹（ABM）与分导式多弹头导弹（MIRV）等等。这份发生在水门事件之前的长长问题清单，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科学家们根本不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最终便汇入了整个知识界背离越战政策的浩大潮流之中。二战培养起来的绝大多数美国科学家，无论身处科学顾问体制之内还是之外，过去都觉得美国科学的运作方式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可越战的残酷现实撕下了这层面纱，让他们猛然看清美国科学的许多角落都经不起推敲、大有问题。

新科学左翼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不知不觉地吸收了当代批判科学理性意识形态的三位核心思想家的观点，他们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以及稍晚的罗扎克。
不妨先简要梳理一下这三位思想家的核心论点及其政治意涵。马尔库塞着力揭露了技术理性（technical reason）背后隐藏的政治实质。技术理性这种思维方式一向被吹捧为超越政治的，就在短短几年前，甚至还有人拿它作依据，大肆宣扬并描绘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马尔库塞则对这种神话进行了无情剖析。站在弗洛伊德主义左派的立场上，马尔库塞指出，无论是对个人的支配与压迫，还是国际层面的支配与压迫，如今都披着技术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的合法外衣在不断扩张。马尔库塞追根溯源，认为症结在于我们的自然观念丧失了一切主观内涵。在现代科学眼里，自然界退化成了一个纯粹的客体，理所当然地要接受人类越来越严密的技术控制。如此一来，知识本身就被等同于一种特定的理性形式，而这种理性顺着自身的逻辑推演下去，必然导致对自我、对自然以及对他人的全面支配。

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的批判论述仍有含混之处，因而进一步把矛头对准了「科学是不带政治色彩的客观知识」这一迷思。哈贝马斯指出，单靠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阶级对抗，已经不足以揭穿知识与技术理性背后的深层问题。以贝尔纳和沃丁顿为代表的老左派关于科学与社会的分析，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盲区。哈贝马斯强调，今天高度发达的大众资本主义社会拥有极其精密的控制技术，它管理民众的秘诀，就在于故意抹杀两件事情的区别：一件事情是「目的合理性行动系统（systems of purposive-rational action）的进步」，也就是技术手段与办事效率的提升；另一件事情则是「制度框架的解放性变革（emancipatory transformations of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也就是把人从压迫性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变革。正如哈贝马斯所写：「公共行政所作的界定，能够规定我们希望在生活中得到什么，却无法规定：如果我们能够依据可实现的潜能，弄清自己实际上能够怎样生活，我们会希望怎样生活」。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下，沃丁顿当年所描绘的科学乌托邦，即认为科学家既然通晓自然规律，就自然最懂历史规律、最适合管理国家，也就显得荒诞不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