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镰刀换了无数次，但人们上当的方式不变。
1990年代的中华鳖精是经典智商税。马家军赛场夺金，教练宣称队员常喝此物，于是红糖水勾兑的液体成了国民保健品。
直到《焦点访谈》暗访曝光：偌大厂区只养着一只鳖。更讽刺的是，马家军后来被证实长期使用兴奋剂——所谓"鳖精神效"，从第一天起就是假的。
三株口服液走的是另一条路：把广告刷上乡村的墙和猪圈，用义诊渗透乡镇，1996年销售额冲到80亿。1998年，一位湖南老人服用后去世，一审判三株败诉赔偿，月销从几亿跌到不足千万。1999年终审虽然改判三株胜诉，但企业已死。
脑白金更精妙。它成分主要就是褪黑素，但卖的是"中国式人情"——"收礼还收脑白金"，把保健品变成了人情往来的通货。
智商税的机制其实从没变过：先放大某种焦虑，再端出一个看似权威、体面的解决方案，最后把价格推到远超价值的位置。
变的，只是媒介。
九十年代智商岁靠的是电视在，只要白大褂一穿，就是信用；2010年代靠的是"科学"——诺奖技术、哈佛研究、日本长寿村，“酵素”之类的术语成了指向不明的概念；现在它寄生在算法之中，你越是搜养生，越被会投喂各种神奇疗法。
"排毒""调理""抗初老""改善亚健康"——越模糊，越难被证伪。于是焦虑被商品化后形成了闭环：越焦虑越买，越买越依赖，越依赖越不敢停。
今天的受害者，和三十年前买鳖精的人没有本质区别。
唯一的变化是：当年受骗因为信息太少，今天受骗因为信息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