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7岁的张大千和几名同学回家途中遭遇土匪,土匪让他写信索要银子赎身,没想到张大千刚一提笔,土匪竟激动地大喊:“不要你赎金了,你来做我们师爷吧!”
张大千在土匪窝里当了三个多月的“黑笔师爷”。他每天的任务就是照着土匪头子的意思,给各式各样的富户写勒索信。他的一手好字倒成了土匪眼中的宝贝,连下山“踩盘子”的探子回来报信,都乐意凑到张大千跟前,让他把地形、路况清清楚楚地画下来。
日子久了,张大千发现这股土匪和传闻里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不太一样。他们大多是被饥荒和苛捐杂税逼上山的农民,抢掠对象也多是囤积居奇的粮商或名声不好的地主。土匪头子姓姜,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左脸上有一道疤。他对张大千还算客气,除了不让离开山寨,平时并不苛待,偶尔得了好酒,还会叫张大千过去喝两杯,听他讲些学堂里的新鲜事。
姜头领常说:“小师爷,你是有大学问的人,跟我们这些泥腿子混在一起,委屈啦。等咱们这趟‘生意’做大,手里宽裕了,风头也过了,我亲自送你回家。”
张大千嘴上唯唯诺诺,心里却有自己的盘算。他偷偷观察山寨的布置、人数和枪械,甚至利用写信记账的机会,摸清了他们大概的活动范围和几个隐秘的藏身点。他把这些信息都牢牢记在脑子里,面上依旧是一副顺从文弱的书生模样。
机会在一个闷热的夏夜来临。山寨里大半人手被姜头领带下山去“做买卖”,只留下十几个老弱和看守张大千的两个年轻土匪。半夜,雷声滚滚,暴雨倾盆而下。两个看守躲在屋檐下避雨,抱着枪打起了瞌睡。
张大千心跳如鼓。他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佯装起夜,小心翼翼地摸到山寨后侧一处他早就留意过的矮墙。那里堆着些破烂杂物,墙外是陡峭的山坡,长满了茂密的灌木。雨水冲刷着一切,声响掩盖了他的动作。他一咬牙,翻过矮墙,顺着泥泞的山坡滚了下去。
荆棘划破了他的衣衫和皮肤,泥土和雨水灌进他的口鼻。他什么也顾不上,只知道连滚带爬地往山下冲。不知跑了多久,天色渐渐泛灰,雨也小了。他精疲力竭地倒在一处小溪边,回头望去,山寨早已隐没在晨雾和山峦之后。
他不敢走大路,凭着记忆和太阳辨认方向,在深山老林里钻了整整两天,饿了就摘些野果,渴了喝山泉水。终于,在第三天下午,他衣衫褴褛、满脸血痕地敲开了一个偏僻村落的保长家大门。
保长见他模样,吓了一跳。听张大千断断续续说完经历,确认了他是求精中学的学生后,连忙安排饭食,又派人通知了当地乡公所和重庆方面。
几天后,张大千的哥哥跟着一位县里的官员来到了村子。见到失而复得的弟弟,哥哥抱着他大哭了一场。那位官员详细询问了土匪山寨的情况和位置,记录在案。
回到家中的张大千,大病了一场。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梦里总是摇晃的轿子、姜头领脸上的疤和那场滂沱的夜雨。父母心疼不已,再不准他离家远行。
然而,这次九死一生的经历,却在无形中重塑了张大千。过去那个意气风发、觉得万事无惧的少年不见了,他变得沉默了许多,眼光里却多了些以前没有的东西。他常常一个人发呆,眼前浮现的却不是土匪的刀枪,而是山寨后面那片在雨中漆黑沉默的山峦,是姜头领喝酒时眼里一闪而过的无奈,是那些粗豪汉子谈及家人时瞬间柔软的语调。
他开始更仔细地观察周围的一切,观察人的神态、衣物的纹理、光线在物体上的变化。他重新拿起毛笔,不再仅仅是临摹字帖,而是试图画出他记忆中那些复杂的面孔和山间的雾气。
父亲见他终日郁郁,又痴迷书画,便叹了口气说:“看来,你不是个走寻常路的料。既然静得下心来,也好。”
病愈之后,张大千向父亲提出,想去上海看看,拜访名家,学画。父亲沉吟良久,最终点了点头。他隐隐觉得,儿子身上有些东西不一样了,那场匪患似乎劫走了他的一些天真,却也塞给了他一些别的、更沉重也更深刻的东西。
1919年初,张大千告别了故乡和那段离奇的往事,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路。他并不知道未来等待他的是什么,但兜里揣着哥哥凑来的盘缠,怀里揣着一颗被惊险与复杂人情磨过的心,他隐约感觉,自己的路,或许真的要从此不同了。 http://t.cn/AXYs1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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