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李莲英趁慈禧用晚膳时,劝她多喝酒,结果慈禧就喝多了,李莲英趁机谄媚道:“老佛爷的字最漂亮,莲英很喜欢,赐给奴才几个可好?”慈禧半醒半醉写下“性月恒明”四个字,李莲英一看乐坏了。
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西逃,回銮后变得愈发多疑,却也更依赖身边几个老人。李莲英伺候她近四十年,深知老佛爷有两个软肋:一是爱听奉承,二是酒后手松。尤其是后者,早在1880年代他就试过——有一年慈禧喝了几杯玫瑰露,随口赏了他一幅“福”字,李莲英转手就托人卖了八百两。但那回动静小,没人追究。
到了1903年,他已经不满足于几百两的小钱,而是盯上了一桩更隐蔽、利润更大的买卖:把慈禧的醉后真迹弄出宫,让琉璃厂做成拓片,卖给那些想巴结朝廷却又够不着门路的官员。
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储秀宫暖阁里摆好了晚膳。慈禧坐在软榻上,面前的膳桌摆了二十几道菜,其中有一道鸭条溜脊髓,是她近来的新宠。李莲英亲自捧来金樽,里面装的是温好的莲花白——这种酒入口甜,后劲却大,慈禧最爱在秋凉时喝。
三杯下去,慈禧的眼皮开始发沉,筷子尖在菜碟边沿点了点,笑着说:“你今儿个是成心灌我。”李莲英赶紧低头赔笑,眼角余光却扫向书案——那方眉子砚已经摆好了,墨是新研的,旁边还压着一叠高丽笺。他知道,慈禧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酒后要写几个大字。平日里她的字中规中矩,唯独喝到微醺时,手腕松弛,笔力反而多出三分放纵。这个习惯,他观察了整整十年。
李莲英没有直接提写字的事,而是先聊起了别的。“奴才今儿收拾寿药房的旧档,翻出乾隆爷写的‘戒急用忍’,那笔力可真硬。”他一边给慈禧续酒,一边漫不经心地说,“可跟老佛爷的字一比,乾隆爷那个就显得太板了。”
慈禧被逗乐了,捏着酒杯晃了晃:“就你会说。”李莲英趁热打铁,膝行半步,声音压得极低:“奴才不是拍马屁,是真喜欢您写的‘月’字,那一弯像团扇似的,奴才要是能天天瞧见,比赏我什么宝贝都强。”慈禧抬眼看了看他,酒意上头,随口说:“那就给你写几个。”
她挑了一支狼毫,蘸饱墨,手腕悬起。李莲英赶紧铺纸,用铜尺压住四角。第一笔“性”字落下,左边的竖心旁微微上挑;第二笔“月”果然带出了团扇般的弧线,墨锋顿了一下,慈禧自己还嘀咕了一句:“酒这东西,还真助兴。”
接着“恒”“明”两字一气呵成,写完把笔一搁,身子靠回软枕,嘟囔道:“行了,拿回去供着吧。”李莲英双手接过那张纸,先凑近吹了吹墨,然后俯身叩头,脑门碰在金砖上,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慈禧听到一个响。慈禧摆摆手:“别闹,我再喝两口。”
墨迹还没全干,纸湿得能印出指纹。李莲英回到自己值房,关上门,取出一块绸布和一只铜熨斗——熨斗是温的,隔着绸布轻熨了两遍,把酒汽蒸散,再小心地夹进一本《本草纲目》的第二册。那本书封面宽大,纸张厚实,正好藏得住。为什么选医书?因为第二天一早,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给老佛爷抓药”出宫。这个借口他用了十几年,从未失手。
1903年农历九月十二日,李莲英借抓药之名出了午门,直奔琉璃厂。他找的不是普通店铺,而是一家专做宫货买卖的老字号。掌柜的验货手法极老道:先在灯下看纸的纹路和墨的渗透,又用一块湿布轻按纸背,闻了闻残存的酒味,最后拿放大镜看那个“月”字收尾处的小分叉——那是醉酒后手腕失控才有的“贼毫”,仿不了。
掌柜的确认是真迹,开始压价,从一千五百两一路压到一千二百两。李莲英没有讨价还价,收了银票,转身就走。回宫路上,他在前门买了二斤蜜麻花,分给沿途的小太监,笑着说:“老佛爷赏的。”谁也没有起疑。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倒也算干净。可三个月后,也就是1904年正月,市面上突然出现了“性月恒明”的拓片,而且不止一种版本。原来是琉璃厂那家铺子得了原件后,偷偷拓了四十多张,以每张三十到五十两的价格卖给京官。那些官员有的为了巴结,有的真喜欢“日月长明”的好口彩,纷纷挂在书房里。
很快,都察院有人听到风声,说内府的御用笺纸流失宫外,要彻查。李莲英得到消息时正在梳头房,手里的篦子停了一瞬。他当晚就派人出宫,让琉璃厂掌柜把原件连夜送到天津租界,卖给一位洋行买办。真迹从此漂洋过海,再也没有回来过。
宫里只少了一张纸,慈禧本人醉后忘事,哪里还记得。她唯一一次再提起,是1904年夏天在颐和园看戏,台上唱《四郎探母》,唱词里有“明月”二字。李莲英趁机递上一盏茶,轻描淡写地说:“老佛爷那年写的那个‘月’字,比这戏词里的意境可好多了。”慈禧眯眼一笑,端起茶抿了一口,既不接话也不追问——权当没写过,也权当没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