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秋雨入茶来
26-11-18 05:56 微博认证:历史博主

公意是“不可分割的”:这是它所确立的法律不致表达个人或群体利益的核心条件。法律必须“全体适用”。但在现实中情况又会如何?卢梭看到了理想的民族与现实的民族之间可能出现巨大落差——现实中的民族不断消解为一个个“私人”个体,谁也无法保证他们会将共同体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卢梭必须假定,公意的存在以一种普遍利益为基础:这种利益高于特殊利益,或者说能够统合、规训特殊利益。卢梭式政治的核心正在于此:维护普遍利益,使之压倒特殊利益,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但要让这种政治取得成功,特殊利益之间必须真正具有相容性。在卢梭看来,其前提是财富差距必须被严格限制在极窄的范围内,以免社会内部形成对立的“小社团”,进而催生派系与政党。

但这里同样存在循环:除非出现奇迹般的历史条件,否则唯有平等主义的立法,才能让政府持续采取行动遏制阶级不平等的发展;而平等主义立法本身,又预设了平等的意志、平等的利益,亦即平等的社会!卢梭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社会契约论》以专论“公民宗教”的章节收尾——这一概念看似源自古代历史,但其内核是爱国主义这一新的现实,卢梭提议通过建制化的公民宗教来巩固社会共识。“使祖国成为公民崇拜的对象,就等于教他们懂得,效忠于国家也就是效忠于国家的守护神……”(《社会契约论》第四卷第八章)

公约、公意、普遍利益、公民宗教:这大致就是卢梭用以解决其自身问题的理论体系。

首先,“人民”概念本身就显现出歧义性。卢梭所说的“人民”或“主权者”,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称为“民族”(nation):“主权的本质全部寓于民族之中”(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在这里,该术语明确指称一个政治体,一个由公民组成的集体——公民通过相互承认权利、通过共同完成的解放行动联合在一起。正因此,《宣言》的影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并且也被如此理解)。

但在随后的岁月里,“民族”一词获得了另一重含义:共和国在遭受入侵后,将夺取“自然疆界”定为目标,由此成为“伟大民族”;这一事业最终演变为霸权图谋,仿佛复活了普世君主制的迷梦;而在被征服或受威胁的国家一方,则发展出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从此,被理解为“民族”的人民,便不再仅仅指一个政治体,同时也指一个历史统一体——人们试图解释其同一性、论证其诉求。“爱国主义”概念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变。

发布于 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