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西蒙周
26-11-18 08:22 微博认证:资深媒体人

#微博视频号续航计划#【600多年前有位皇帝号召百姓造反】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大明王朝在首都南京举行了一场盛况空前、规模罕有的群众性集会。

集会的主旨是,皇帝朱元璋表彰全国民间学习《大诰》的先进分子,同时交流学习经验,分享理论联系实际的心得体会。史料记载,这场“讲用大会”参加有十九万人,朝廷赐钞遣还。

这样的大会,为此前历史所未有,它是朱元璋独家的发明创造。所以要开如此大规模的会议,朱元璋的目的有两个,一要掀起全国性普法学习的新高潮,二要吹响以群众运动深入打击贪官污吏的号角。

所谓《大诰》,是朱元璋采集一万多个犯罪案例,将其犯罪过程、处罚方式汇编成册,其包含10种项目236个条目,其中《一编》74条,《续编》87条,《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大诰》在内容上融案例、峻令和对臣民的训诫为一体,类似于今天“典型刑事案件汇编”。

不过,因朱元璋的帝王身份,使得这部《大诰》具有法律性质,对所有司法案件的指导意义,地位甚至高于《大明律》。

朱元璋出自标准的赤贫农民,他对于贪官污吏和地主豪强的痛恨,伴随其一生。及至登基成为皇帝后,重典治吏、打压豪强,就成为他首要的执政急务。同时,宽以待民、与民休养,又成为他本色施政的一部分。

但是,残酷的社会现实让朱元璋有时不免灰心丧气。

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可是,吏治腐败却如毒瘤,割之再长,越割越长,越长越大。地方士绅豪强勾结官府,层层欺骗,一直骗到朱元璋,成为名副其实的“通天诡寄”。底层百姓利益被一再践踏,民变此起彼伏,从洪武元年到十八年,各地上报的民变居然达一百多次,平均每年六次。

朱元璋决计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群众揭批查斗的方式,通过皇权高压,实现对贪官污吏、地方士绅豪强的夹心饼式的彻底打击,要让他们如风箱中的老鼠,绝无藏身之处。

要掀起群众运动,首先得发动群众。

朱元璋是个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都非常强的超人。即使当时没有什么有效快捷的传播手段,即使当时文盲众多普法困难,这都难不住他。

首先,他抛弃了辞藻堆砌、枯燥无味、高深莫测的官方文件方式,改用大白话讲故事的方式编纂案例集《大诰》,然后他自己亲自上阵,以家族智者、老人和普天之父的身份,谆谆告诫或者厉声威吓自己的子民。

其次,他要用铁的手腕,更残酷的刑罚,震慑各种不法念头,将它们掐死在萌芽状态。

《大明律》规定的刑罚手段仅有笞、杖、徒、流、死五种,《大诰》中记载的刑罚种类则多达30多种,不少是自汉朝就已废除、刻意折磨人的肉刑。

第三,朱元璋的特殊能耐在于,他能想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手段,让普遍目不识丁的老百姓深入、全面、细致地了解自己的想法。

于是,史上最强的摊派普法宣传在大明一朝洪武年代出现了。

朱元璋敕令,“《大诰》每户一本,家传人诵”,“务必家家有之”。

他特别配套了各种措施:

一,持有《大诰》,犯罪即可减一等;没有《大诰》,则罪加一等。

二,朱元璋将《大诰》列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后来,他特地要求礼部把《大诰》当做科举“题库”。奉其旨意,朝廷行文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则以违制论处。

此举意味着熟背《大诰》,就等于拥有了一张跻身仕途的通行证。

三,最重要的是,他掀起了一场学习《大诰》的群众讲读运动。

朱元璋亲身示范,多次亲登午门,给群臣讲解《大明律诰》的立法宗旨。

他命令全国人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大诰》,“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

可以想见,人手一本《大诰》,时时念念有词,一场举国上下轰轰烈烈全民学《大诰》的运动,其时勃然兴起于大明。

无法准确得知《大诰》到底印刷发行了多少,但可以肯定,单本印刷超千万创造了世界纪录。

朱元璋四本《大诰》最关键最实质的突破,是直接赋予百姓对官吏的监督权。

他首先赋予百姓举报权。

一年过后,鉴于吏治仍坏,贪腐依旧,朱元璋变本加厉,以皇帝的名义直接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反,造官僚阶级的反。

他下令,在整个大明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官员。

他同时规定,百姓们捉拿吏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那么“全家族诛”。

终于,全国性的普法学习运动带动掀起了全国性的反贪腐运动。大明一朝出现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形,从来都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们,居然要对百姓下跪求饶了。

正所谓“官不聊生”。

那么,学习《大诰》运动和风箱式打击贪官污吏运动,到底效果如何呢?

《大诰》的惩贪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官员们认为反正动则得咎,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贪腐不但没能遏止,甚至越演越烈。朱元璋赋予百姓上告和造反权力,初衷有好的一面,但客观效果却是“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犹未向化”,更有甚者,还变相塑造出一批批刁民,借机公报私仇,官民更加对立,水火不相容。

至于他为普及《大诰》承诺的“罪减一等”奖励,更让其成为违法犯罪的护身符,不法之徒更有了铤而走险的胆量。

《大诰》带来的最直接的负面后果,是不以罪情轻重,也不问首从角色,一味滥杀酷刑,朱元璋明显矫枉过正,冤杀错杀。

《大诰》本身高度混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混淆执政与监督的界限,它以皇权为至尊,将最高指示、法规法令、行政管理、民主监督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混杂拼凑在一起,弄成了一个标准的“四不象”。

不能否认朱元璋编纂《大诰》的初衷确有为民着想的善意,就其本质和实施效果看,《大诰》却是镌刻了他“流氓无产者”本色的“创新”杰作。

在朱元璋去世的第二个月,建文帝就在《即位诏》中宣布:“今后官民有犯法者,执法机关一律只按《大明律》断,不许深文周纳。”显然,这个“深文”就是指《大诰》。

及至明代中叶,《大诰》已经鲜为人知。 http://t.cn/AXT2cwrO

发布于 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