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看高洋晚年的那些荒唐与残暴,很容易把他理解成一个彻底失控的昏君。
可如果把时间往前推几年,回到北齐刚刚建立的那段时期,就会发现一个很难解释的矛盾:这个后来被史书写得近乎疯狂的人,恰恰也是北齐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
他接住高欢、高澄两代留下的霸府,完成改朝换代,北击柔然、契丹,整顿地方行政,铸常平五铢,还启动了一项后来影响隋唐法律体系,乃至现代律法的重要工程——《北齐律》的编纂。
在我看来,高洋最值得重新认识的地方,就在这里。
他当然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洗白的人。晚年的酗酒、滥杀、羞辱宗室和大臣,都真实存在,也直接损害了北齐政治。
但如果因为这些结局,就把他前半生的能力全部抹掉,同样会低估一个曾经真正把北齐推到强盛顶点的皇帝。
高洋出生于公元526年,是高欢的次子。与锋芒毕露的兄长高澄相比,他年轻时长期显得沉默,甚至常被兄弟轻视。
可高欢对这个儿子并非没有判断。一次他让诸子整理乱丝,高洋直接拔刀斩断,说“乱者须斩”;随后又让骑兵假装突袭诸子,高洋能迅速整队迎敌。高欢因此认为这个儿子的见识不在自己之下。
后来事实证明,高洋真正可怕的地方,就是平时不显山露水,一到局势骤变时,反而比多数人更镇定。
高澄能力很强,政治野心也极为明确,距离取代东魏只剩最后一步。偏偏公元549年,高澄在邺城被厨奴兰京刺杀。
高氏集团突然失去领袖,二十三岁的高洋迅速控制局面、接管军政,没有给敌对力量利用混乱的机会。
第二年,他接受东魏孝静帝禅让,建立北齐。高欢经营半生、高澄几乎走完的最后一步,由高洋真正完成。
北齐建立以后,高洋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享受皇帝身份,而是这个国家能不能真正站稳。
毕竟西面还有虎视眈眈的宇文泰,双方从高欢时代开始就已经打了十几年。
南边还有南梁,侯景之乱以后江淮局势极度混乱。北方草原则有柔然、突厥以及各种游牧势力。
北齐的位置看起来强大,其实四面都有压力,高洋却很快显示出极强的军事行动能力。
北齐天保初年,他多次亲自率军北征。
柔然长期是北方王朝最大的草原威胁之一。北魏后期以来,柔然反复南下,北方边境始终不安。高洋继位以后连续出兵塞外,对柔然、契丹、山胡等势力展开军事打击。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柔然和契丹的战争。
高洋不是坐在邺城等边境军报的皇帝,他经常亲自出塞。
天保四年以后,柔然内部发生动荡,高洋抓住机会连续北征,将柔然势力进一步压缩。随后北齐又大规模进攻契丹,高洋亲自率军深入北方,分兵包围,大破契丹部众,俘获大量人口牲畜。这些战争并不只是为了制造所谓“武功”。
北齐真正的核心区域,是河北、山东和山西东部。只要草原势力能够从北方不断南下,这个国家就很难获得稳定的北部边境。
高洋持续北征,实际上是在给北齐争取战略纵深。与此同时,他还经营长城防线。
北齐时期大规模修筑长城,与高洋有直接关系。为了抵御北方游牧力量,北齐征发大量人力,将原有边墙连接、加固,构筑北方防御体系。当然,这种工程耗费巨大,也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
可从军事效果来看,它确实加强了北齐北部边境的防御能力。
高洋真正让我觉得容易被低估的地方,是他没有把北齐只当成高氏家族的战利品。
他知道高欢留下来的本质上仍是一套军事霸府:六镇军人、鲜卑勋贵、河北汉人士族、高氏宗亲都挤在里面。想让这套体系继续运转,必须把“谁拳头大谁说了算”的旧秩序逐渐变成国家制度。
天保元年,高洋就下诏整顿旧有法律,他认为东魏沿用的《麟趾格》仍有不足,要求群臣重新讨论,提出“适治之方,先尽要切,引纲理目,必使无遗”。
这是《北齐律》编纂的重要起点,至公元564年武成帝河清三年《北齐律》完成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的定本。
高洋建国之初启动的法典整理工程,为北齐法制建设定下基调。
这部法律后来成为北朝法制史中非常重要的一座桥梁。最终完成的《北齐律》将篇目压缩为十二篇,形成名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等结构,又列出“重罪十条”,对后来隋代的重罪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其五刑体系与简明的篇章结构,也成为隋唐律制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制度来源。
《隋书·刑法志》评价其“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甚至记载北齐士族子弟被要求学习法律。换句话说,高洋建立的北齐只存在二十多年,可他在建国之初开启的法制工程,却顺着隋唐制度继续活了下去,甚至形象至今!
这是世人经常忽略的一点,一个真正只知道杀戮和享乐的人,很难在刚称帝时就把法律统一、官制运转、农业生产和地方行政同时当成国家问题处理。
《北齐书》记载,他下令郡国兴办学校、延揽人才,又要求地方官“专意农桑”,为水旱灾害提前储备。
天保七年,他还大规模裁并冗杂州郡,一次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以及大量镇戍。北魏末年以来地方建制滥设的问题,在他手里得到了一次强力收缩。他也在试图建立自己的经济秩序。
天保四年,北齐改铸“常平五铢”。对于一个刚刚完成改朝换代的政权来说,统一货币本身就是国家权力深入社会的一部分。
高洋早期做的很多事情放在一起看,会发现逻辑非常一致:改法律、裁冗官、定行政、稳农业、铸新钱,再用军事手段压住外部威胁。他是在把父兄留下的军事优势转化成国家能力。
可令人惋惜的是,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发生了明显变化。
随着统治进入后期,高洋酗酒日重,行为越来越暴戾。滥杀、羞辱大臣和宗室、制造宫廷恐惧,都成为他无法回避的历史污点。
也正因为这些事情太骇人,他早年的政治能力反而被后世记忆覆盖了。
可我始终觉得,高洋的悲剧就在于他曾经证明过自己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君主。
如果他从一开始就是庸碌无能之人,北齐的衰败不会让人觉得可惜。
偏偏他二十多岁时能在兄长被刺后迅速镇住高氏集团,能在建国后重新整理法律、行政和货币体系,能亲自统军打穿北方边境,也能让一批真正有能力的文臣进入国家机器。
他知道一个国家应该怎么治理。可晚年的他逐渐失去了治理自己的能力。
公元559年,高洋去世,年仅三十三岁,在位十年。北齐后来又延续了十八年,最终被北周所灭。可如果把这个王朝最有生气的一段时间单独拿出来看,天保时代依旧很难绕开。
所以从正面视角评价高洋,我不会试图替他的暴虐翻案。那些杀戮是真实的,也确实伤害了北齐政治。可同样真实的是,北齐能够从东魏霸府迅速完成国家化,高洋是关键人物。
他完成建国,压住内外局势,裁减冗杂行政区,铸造常平五铢,又在天保元年开启了后来《北齐律》的编纂。那部法律最终在他死后五年才定稿,却成为北齐留给此后中国法制史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高洋最复杂的地方,恰恰在于他的两面都是真的。
前半段,是那个在兄长突然遇刺以后镇住全场的年轻人,是建立北齐、北击强敌、整顿朝政的文宣帝。
后半段,是那个被酒精和暴戾逐渐吞噬的皇帝。后人记住了后半段。
可如果因此忘掉前半段,我们同样很难真正理解北齐为什么能够建立,又为什么曾经一度如此强大。
如果只看那个癫狂的高洋,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高氏能在北魏废墟上建立一个强盛的北方王朝;如果只看到他的军功,也同样无法解释北齐为什么那么快走向政治恶化。
但至少在天保前期,高洋确实配得上一个开国皇帝应有的分量。
他留下的不只有北齐十年的强盛,还有一套流传千年的的律法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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