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个形容明君的词叫“勤政爱民”
“勤政爱民”这四个字,成立的前提其实相当苛刻:君和民至少得属于同一个利益共同体。君主的政绩,得有一部分能够转化为百姓的福祉。否则,“勤政”与“爱民”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必然联系。倘若双方的利益恰好相反,君每天夙兴夜寐,殚精竭虑,研究如何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那么他越是勤勉,百姓的日子恐怕就越有保障——当然,是越有保障地过不好。
这方面,历史倒是提供过一些颇为周到的示范。
东欧平原南部,从俄罗斯中央黑土区,经乌克兰东部一直延伸到黑海沿岸,分布着世界上最著名的黑土地带之一。向西北延伸的白俄罗斯虽然以林地、沼泽和灰化土为主,农业条件不及南部黑土区,却也属于东欧重要的农业地带。十九世纪,沙俄帝国已经依靠这片广阔的土地向欧洲市场供应粮食。到了1913年,仅当时俄国统治下的乌克兰地区,粮食总产量就达到约2300万吨,占帝国总产量的28%。这些土地上的农民,至少在生产粮食这件事上,显然没有辜负大自然的厚爱。
当然,大自然的厚爱有时候不如行政机关的关怀来得深刻。
进入二十世纪,农业集体化、粮食征购、生产计划、指标考核,一套制度逐渐完善。农民种多少粮食,要有计划;交多少粮食,要有指标;交不出来,要研究思想认识;至于交完以后自己还剩多少,那属于另一个层次的问题。1930年,苏维埃乌克兰粮食产量约2310万吨;1931年降至1830万吨;1932年进一步降至1460万吨。生产形势已经如此严峻,国家征购任务却依然沉重。1932年,实际征走的粮食约470万吨。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1932至1933年,苏联多个地区发生严重饥荒,乌克兰、北高加索等地尤其惨烈。许多人倒在了本来以出产粮食著称的土地上。
你当然不能说治理者不努力。恰恰相反,从计划制定、任务分解,到征购执行、监督检查,再到限制人口流动,行政机器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能力。问题在于,这种能力越是高效,农民留下口粮的余地就可能越小。一个人辛辛苦苦种出粮食,最后却要向另一个从不下地的人证明自己为什么需要吃饭,这大概也算人类治理技术的一项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农业生产已经再次证明,这片土地并没有丧失生产粮食的能力。现代俄罗斯全国粮食年产量早已达到亿吨规模,白俄罗斯2024年也收获了约834万吨谷物。至于乌克兰黑土地的生产潜力,更不需要怀疑。真正需要怀疑的,或许从来不是土地能否养活人,而是人能否在某种治理体系下保有自己种出的粮食。
所以,我一直觉得,“勤政”实在算不得什么独立的美德。一个人如果整天研究怎么让别人过得更好,勤勉当然值得称道;如果整天研究怎么让别人更方便地服从、更有效地奉献、更自觉地忍耐,那么他最好还是懒惰一些。
毕竟,懒政至多耽误事情。有些勤政,却能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直到连活人都不剩几个。
你说他没有鞠躬尽瘁,未免冤枉。你说他鞠躬尽瘁就是爱民,地下那些冤魂恐怕不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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