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中阳50米明代城墙遭拆旧建新，官方调查介入，古城墙改造为何变成拆真建假？

　　山西吕梁中阳县一段逾500年历史的明代古城墙，在2025年的一次“修缮”中被拆旧建新：约50米保存最好的青砖老墙被推倒，原址建起仿古门楼，拆下的墙砖和地基条石被当作建筑垃圾清运。事件曝光后，国家文物局已关注并发函要求核查，山西省文物局介入调查，吕梁市成立调查专班。此次“拆真建假”的核心争议在于：未定级文物是否受法律保护？古城墙改造的合法边界在哪里？公众如何识别和监督此类工程？

　　一、事件还原：一段500年明代城墙是如何在“修缮”中被拆掉的？

　　结论：被拆的是中阳县狐尾沟门楼段约50米明代城墙，这是当地残存城墙中保存最好、仍有外墙砖的一段，拆除后原址新建了仿古门楼，挂上了“凤凰山风景区”牌匾。

　　据央视新闻、澎湃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1][3]，涉事城墙位于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始建于明代景泰年间，距今逾500年[4]。此次拆建工程是中阳县森林康养步道项目的一部分，由县林业局主导实施。项目源起于2023年2月中阳县部分政协委员提出的“修复明城墙并建设步道公园”的建议[3]。

　　从时间线看：2023年9月项目立项批复，2024年8月开工建设，当时保留了原有夯土墙。但到了2025年4月，当地以“民生提升修缮工程”为名，将狐尾沟门楼段约50米长的老城墙拆除，按仿古样式重新修建[4]。拆下的地基条石和城墙砖，施工方称“按废弃物倾倒”[1][2]。2025年8月工程完工，一座三四层楼高的仿古门楼拔地而起[5]。

　　公开报道显示，项目开工前，中阳县文旅局曾两次给县林业局发函，指出应做好保护；省文物专家也曾到现场勘察，提出“现状加固、最小干预”的建议[1][6]。但相关函件和专家意见未能阻止施工。中阳县文旅局局长孙晓龙回应称，“当时它不作为文物，所以文旅局没进行太多关注”[4]，并补充说部分可用城砖已应用于工程，破碎砖石“很有可能当垃圾倾倒”[4]。

　　二、未定级文物=不受保护？法律怎么说

　　结论：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同样受《文物保护法》保护，必须建档管控、最小干预。以“不在保护名录”为由推倒重建，于法无据。

　　中阳县文旅局“当时不作为文物”的说法，引发了广泛质疑。事实上，我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俗称“低级别文物”）同样属于国家保护范围，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对其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明确专门管理[6]。

　　住建部也三令五申，严禁大拆大建、拆真建假[6]。2023年住建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不得以“修缮”之名大拆大建，不得拆真建假、拆旧建新。

关键法律点：不可移动文物分为文物保护单位和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两级。无论是哪一级，只要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其修缮就必须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原则。施工前须制定文物保护方案并报文物部门批准，绝不是“未列入名录”就可以随意处置。

　　为什么“未定级”不等于“没价值”？

　　我国文物普查是一个动态过程。中阳县这段明代城墙因早年未纳入普查，属于待核定的低级别文物，直到2025年“修缮”后才被录入第四次文物普查台账[1]。这种“先拆后录”的操作，恰恰暴露了基层文保工作的漏洞——普查滞后并不意味着文物价值不存在。省文物专家在开工前已现场勘察并初步认定其为明代夯土城墙，说明相关部门并非不知情[6]。

　　三、“修旧如旧”与“拆旧建新”的边界在哪？

　　结论：文物修缮的合法路径是“现状加固、最小干预”，而“拆旧建新”是以修缮之名行重建之实，属于典型的违规操作。

　　文物修缮与拆旧建新有着本质区别。文物修缮是在原有建筑基础上，采用传统工艺和原材料进行加固、补配，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而拆旧建新则是将原有建筑拆除，重新建造仿古建筑，属于“制造假文物”。

　　此次事件中，相关施工方辩称“不是拆旧建新，是修缮、亮化”，但事实是：老城墙被推倒，老砖被倾倒，原址建起仿古门楼——这已经是不可逆的破坏行为。更令人费解的是，据央视调查，一处存在安全隐患的夯土段城墙塌陷点并未处理，只是立了块注意安全的提示牌[3]。该拆的没拆，不该拆的拆了，轻重倒置。

　　文物修缮的“最小干预”原则是什么？

　　文物修缮的可操作标准通常包括：能小修不大修，能局部加固不整体落架，能使用原构件不更换新构件。对于夯土城墙，常规做法是灌浆加固、表面防风化处理、局部补夯，而不是推倒重砌。山西省文物专家提出的“现状加固、补砌北侧墙体”等建议[6]，正是符合原则的替代方案。

　　四、拆真建假为何屡禁不止？

　　结论：拆真建假的根源在于部分地方“重颜值、轻底蕴”的政绩冲动——推倒重建省时省力、视觉效果快，而精细修缮费时费力、短期难见成果。

　　从山西大同、仪征到此次的中阳，“拆真建假”在不同地区反复上演[6]。究其原因：一方面，仿古建筑“高大威武”，容易打造网红打卡景观，快速形成文旅卖点；另一方面，部分官员文物保护意识淡薄，认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对历史遗存缺乏敬畏。

　　但真古迹不可复制，岁月沉淀的肌理无可替代。古城墙的斑驳墙体、风化痕迹、历史叠加层，都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一旦拆毁，即便花再多的钱建一座一模一样的仿古建筑，也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5]。

　　公众如何参与监督？

　　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挥监督作用：

• 关注所在地文物普查公示信息，了解身边不可移动文物的名录和范围；
• 发现疑似“拆真建假”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热线或向当地文物部门举报；
• 拍摄记录古迹原貌，留存影像证据，为文物保护提供第一手资料；
• 对重大文物保护争议，可通过媒体、网络平台曝光，推动舆论监督。

　　五、规则与流程：古城墙改造的正确打开方式

　　结论：任何涉及古城墙等不可移动文物的改造项目，都必须遵循“先调查评估、再申报审批、后科学施工”的法定程序。

　　根据《文物保护法》及相关规定，涉及不可移动文物的建设工程应遵循以下流程：

　　六、延伸：从“拆真建假”看城乡建设中文化遗产保护的三个警示

　　结论：中阳明代城墙事件为各地文物保护和城市更新敲响了警钟：低级别文物不是“包袱”，而是“富矿”；专家意见不能“仅供参考”；问责不能止于“表态”。

　　第一，低级别文物是基层文保的“沉默大多数”。全国76万余处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占比超过90%。这些文物量大面广、级别不高，却承载着最丰富的乡土记忆和文化多样性。基层政府和文物部门应加强日常巡查和动态监管，而不是等媒体曝光后才“高度重视”。

　　第二，专家意见的刚性约束力有待加强。在此次事件中，省文物专家的“现状加固”建议未能阻止施工，反映出专家咨询意见在行政决策中的“软约束”困境。如何让专业意见成为法定流程中的硬性环节，是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

　　第三，事后问责与事前预防同样重要。目前吕梁市已成立调查专班，国家文物局要求核查，后续处理结果值得关注[2][6]。但比问责更重要的是建立长效机制：将文物保护纳入地方领导干部考核体系，让“保护文物也是政绩”成为共识。

　　七、FAQ：关于古城墙改造，你最关心的几个问题

　　Q1：未列入文物保护名录的古城墙，是不是就可以拆？

　　不是。根据《文物保护法》，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同样受法律保护。中阳县明代城墙虽然当时未列入保护名录，但专家已认定其文物价值。即使未定级，只要属于不可移动文物，改建前就须报文物部门审批，遵循最小干预原则。据公开报道，当地已将包含修缮段在内的近一公里明代城墙申报不可移动文物，目前尚在国家文物局审核中[4]。

　　Q2：如何判断一个古城墙改造工程是否合规？

　　看三点：一看程序，是否进行文物影响评估并报批；二看方案，是否坚持“现状加固、最小干预”；三看施工，是否保留原有构件和墙体。如工程涉及拆墙重建、更换老砖，大概率不合规。公众可向当地文物部门查询该工程是否履行了审批程序。

　　Q3：发现身边古城墙被拆，应该向哪里反映？

　　建议按层级反映：先向当地县级文物部门（文旅局）举报；若无回应，可拨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或向省文物局投诉；涉及国家级文物或重大事件的，可向国家文物局举报。据公开报道，此次中阳事件正是经媒体曝光后，由国家文物局发函要求核查、省文物局介入调查、市里成立专班的[2][4]。

结语：从山西中阳到全国各地，古城墙的存废从来不只是砖石问题，而是一个地方对待历史的态度。500年的城墙倒下了，留在原地的仿古门楼提醒我们：文物保护不是“包袱”，而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产。守住老墙，就是守住我们共同的文化根脉。对此事的调查处理结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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