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想读书单[超话]##2026年度书单# 地理课上，五大洲四大洋的概念曾经深入脑海，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地理上的概念依然存在，但欧亚在人文领域、交流合作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经济上更是不可分割。是什么改变了世界？

拿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 《后欧洲》之后，许煜对欧亚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和定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让我对欧亚的边界产生了新的认识。

下面这段文字为《后欧洲》尾声《好后欧洲人》的第一节《在好欧洲人尼采之后》的节选：

何谓欧洲？何谓亚洲？这些对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来说或许不是什么好问题。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崛起改变了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如卡尔·施密特在《大地的法》（Nomos of the Earth）中所展示的，旧且好的“欧洲公法”（Ius Publicum Europaeum）未能有效地应对全球化和帝国主义；还因为这种提问可能通过对一个民族或文化本质性的追求而重蹈几个世纪前“归家”的覆辙，这种追求正是那些“伟大的政治领导人”一直在推动的。重新定位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回到十六世纪前那种东西方分裂的状态。要是我们能坦率地承认，至少在东亚，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就是一段欧洲化和美国化的历史，那么通过承认这一点以及为这一进程觅得新的方向，我们都会成为后欧洲人。于此，我们再次面对无家可归的疑难和思的任务。站在无家可归的立场上，将迫使我们去承认一个就像我们自身一样的无根的（heimatlos）他者。

肯定无家可归的立场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尼采主义者。《善恶的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论道德的谱系》（Genealogy of Morality）、《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和《快乐的科学》（Gay Science）里的尼采是个坏德国人。对尼采来说，民族主义只是被人类谋杀的上帝的替代品。这样来看，世俗化克服了植根于柏拉图–基督教教义的虚无主义，但这种克服并不彻底：它仍试图找寻上帝的替代品。祖国（Vaterland）填补了上帝死后留下的超越性的空缺。换言之，民族主义正是欧洲虚无主义的延续，或者更准确地讲，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尚不彻底的虚无主义”。上帝死后，民族主义开始赋予生存意义，正如我们在《瞧，这个人》（Ecce Homo）里读到的：

也就是要对欧洲所患的民族主义这样一种民族神经官能症（névrose nationale）负责，要对欧洲小国、渺小政治的永恒化负责：德国人使欧洲本身丧失了意义，失掉了自己的理性——他们把欧洲带进了一条死胡同。——除了我，还有谁知道走出这条死胡同的路呢？……［还有谁知道］一项足以把诸民族重新联合起来的伟大使命吗？……

尼采这样的好欧洲人，拒绝了病态的民族主义式胡言乱语，以及那些借助这些无稽之谈上台的目光短浅的政客，同时，他渴望拥抱欧洲：“欧洲成为一个整体。”截至2023年，欧盟拥有27个成员国，在某种程度上，欧洲确实可以被看作一个统一体，尽管内部依旧存在着紧张和分歧。欧洲的联合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成就。但在欧盟成立后，民族主义不仅继续存在，而且鉴于日益严峻的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挑战，很可能会快速滋长——英国脱欧就是例子。

自尼采以后，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面对战争和行星化带来的普遍的无家可归时，民族主义仍在继续滋长。正如尼采想要对德国进行“去德国化”，欧洲确乎需要如斯蒂格勒所说，对自身进行“去欧洲化”。去欧洲化并不意味着要摒弃欧洲的遗产和传统；恰恰相反，它要追问如何在不强加机械或线性的普遍化形式的情况下，进一步将欧洲传统延续下去。但对此我们应该作何设想？如果这一过程还是像启蒙运动那样，沿着从欧洲到世界的路径发展，那它也只不过是在重蹈过往单边运动的覆辙。

我们现代人的无根无家是一个历史性的结果。为了追求那缥缈的无限，我们早已抛弃陆地的村庄、烧毁桥梁，就像尼采在《快乐的科学》第124节中写的：当我们最终抵达大海中央，我们才意识到没有什么比无垠更可怕了，但我们无家可归，身后归家的桥梁早已被烧毁。我们如今就处在无垠大海的中央，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虽然尼采已经为我们描绘了无家可归的情景，但我们依然深陷困局：究竟是朝着可怕的无垠继续行驶，还是返回一个不再存在的家园？

无家可归就是人们在二十一世纪的生存状况。人人都需要家，但这个家已不再是过去的样子，它也永远回不到过去。对家的思考必须从当下出发，并且反思当下，而不仅仅是依赖于过去。当下对家的思考，是为了一个未来的家，它尚未形成，而只有在回归过去仅作为一条迂回之路而非终点时，才会有一个未来的家。如帕托契卡所言，这就像欧洲在“二战”之后成为后欧洲，欧洲人也将成为后欧洲人，非欧洲人亦会如此。

在前两章里，我们试图给出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个体化作为后欧洲哲学的可能性。第一种是关于个体化的新模式：斯蒂格勒希望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一种模式，以替代消费主义社会的去个体化。这一模式仍有待实现，至少目前消费依然是衡量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指标。它需要我们在马克思和斯蒂格勒之后发展一种对政治经济学的新批判。第二种是保持开放并且构想能够让新思想萌发和多样化的思想的个体化。但这两种方式不能被分开和并置：没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们就很难进一步想象新的生活形式；而没有对文化的批判，我们就难以在促进多样化的生活形式方面取得进展。只有两者同时进行，我们才能真正地讨论去欧洲化和非欧洲文化的未来。

后欧洲人不是被历史遗弃的孤儿，他们生活在历史发展的逻辑后果之中，承受着行星化的余波——在这个时期，无家可归的意识和情感被强化，对归家的渴望也随之增长。走出这一困境，不是靠非此即彼（either/or）的方式，也不是靠全盘否定（neither/nor），我们必须借助第三条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直面自己的出生（natality）和民族身份（nationality）。拒绝成为一个好德国人的尼采也抵抗住了成为一名国家思想家的诱惑。那么在二十一世纪，当国家主义已深深植根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人们又该如何面对成为国家思想家的诱惑？或许只有在人们悬置自己的国籍，并接着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神圣人（homo sacer）时，他个人及其所属的所有集体才会突然显得脆弱不堪。因为国家就代表着绝对的权力，如果没有它，所有坚固之物就会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同时，人们就能理解为何尼采说民族主义是继基督教之后的虚无主义。但若不历经这样的悬置，即使是最优秀的现象学家也难以抗拒成为国家思想家的诱惑……然而，每当人们从国家思想家的立场来思考时，他们也就再次陷入了民族主义的泥潭，因为这样一来，他者若不是朋友，就只能是敌人。出生并不等同于具有民族性（nationality），而是意味着意外地被抛入（thrownness）这个世界，因此获得生存和共享这个星球的权利。这种偶然性同样表现为一种必要的错失，它让人们可以继承由特定历史和地方提供的某些资源；但这种“原初的”被抛并不影响人们在世界各地漫游，也不妨碍人们去接触和利用其他资源。

思想的个体化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拥有不同资源的个体身上。当人被抛入世界，他就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家族和地方的过去；也正是因为在世界之中存在，人们才能通过学习、旅行、婚姻等方式引进其他不同的资源，从而与这段过去进行磋商。个体是一个场域，张力和矛盾在其中生成和化解，以达到一种亚稳定状态，即出现一种自身融贯的新思想。每个个体都是个体化的结果，这种个体化的启动源自构成其前个体现实的不同资源。就现在而言，思想的个体化意味着在面对两种资源的不相容性时发明新的概念。这一发明当然也可以在技术方面实现，也就是说，首先要创造能够促进思想的个体化的制度，其次要通过介入设计的认识论基础来使技术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谈论“通过现代性来克服现代性”，就像尼采和西谷曾试图“以虚无主义来克服虚无主义”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