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读了费孝通的《生育制度》，对其中关于家庭与父母抚育职责的讨论非常有感触。

费孝通指出，抚育的核心任务，是把一个“生物的人”转变为“社会的分子”。社会的权力无法直接作用于个体，于是父母被派定为社会的代理人，承担起帮助孩子完成社会化的职责。这一过程中，生物本能与社会规范的冲突，最终转化为亲子之间的冲突。

因此许多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亲子冲突，其本质并非家庭性的，而是社会性的。

在面对亲子关系问题时，我们往往本能地将其归因于个人，这或许并不公平。比如我们会反思“父母是不是有问题”，甚至借助精神分析概念来解释冲突，比如npd，表演型人格。这种个人化的归因倾向容易导致对社会性问题的忽略。

父母作为个体，有时也有“无辜”之处。当社会规则本身出现偏差时，父母往往会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成为帮凶，甚至牺牲亲密关系，为整个社会“殉道”。就像旧社会中为女儿裹脚的母亲，她们并非残酷，而是恐惧不服从规则所带来的更大风险。

当视角发生切换，我们就能对亲子矛盾抱以一种更为平和的理解。

更重要的问题是，当社会规训显著违背人的身心健康时，父母是否具备足够的智识和心理力量，对规则进行选择、修正，而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甚至变本加厉？

今天的社会对“教育”的期待被空前放大，父母作为社会代理人的职责被不断加码，甚至已经不堪重负，动辄被指责为“不负责任”。

在我看来，父母更合理的职责是“把底线”，而不是“抓细节”。确保孩子不饿死、不犯罪、不吸毒，具备基本的阅读与思考能力，以及与人交往的能力，已经完成了极其重要的社会职责。

在此之上的空间，应当交还给孩子。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人生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外包给父母管理的项目。

人生的道路终究要由孩子自己去走，而他们走出的路线，几乎必然不同于父母头脑中的那一张图。这种“不尽如人意”是可以被允许的。

而现代社会的父母，更像是疲惫的高级项目经理：精准筹划、极限操作，不断寻找最优路线，却往往无意中把孩子带到身心健康的悬崖边缘。

我们能否重新讨论这个责任的边界：能否将标准从“竞争优胜”，调整为“持续生存并参与社会”？

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也不应完全隐身和免责。当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竞争压力不断上升时，社会却将后果转嫁给家庭，让父母承担几乎无限的责任。面对这种结构性的责任转移，做父母的人或许也需要停下来问一句：这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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