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难，八国联军侵华，是八旗作为军事力量最后一次大规模投入战场，也是自八里桥之战后，禁旅八旗再一次蒙受重大损失。

此时的八旗军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的摧残，早已不是清军的核心作战力量，但作为清朝传统军事支柱，仍有部分兵力参与作战，其行动主要集中在天津、北京及周边地区，其中天津是联军登陆后首要攻击的战略要地，驻守此地的清军包括淮军、练军、义和团及少量八旗军（以京旗抽调的满洲、蒙古八旗为主）。

在联军攻击天津时，部分八旗兵负责天津城垣的防御，配合其他清军修筑工事、布设防线，参与了初期对联军的阻击。但起到的作用很小，主力还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这支采用全面西式装备和训练的军队奉命坚守天津城南一带。

7月9日，联军集中攻击武卫前军的阵地，聂士成死战不退，壮烈殉国。由于武卫前军曾在天津镇压过义和团，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在聂士成殉国后，义和团与武卫军发生内讧，义和团为报仇从后方袭击武卫前军，间接导致了武卫前军彻底崩溃。

在八里台、紫竹林等战场，八旗军与义和团、淮军协同冲锋，但因武器装备落后、战术僵化，难以对抗联军的近代枪炮与重火力，伤亡惨重。

但不得不承认，八旗兵在京畿地区的作战，虽未取得什么战果，但实战表现已经是两百年难得一见的顽强了，但也输得惨烈，三天内阵亡5000余人，负伤者不计其数，仅战死者就占禁旅八旗现役士兵总数的近两成；连同后面被联军搜杀、饿死、逃亡的，北京八旗在籍壮丁一年之内十去七八，自和通泊之战后，禁旅八旗再未遭受过如此重大的损失。

北京内城原有八旗前锋营、护军营、骁骑营、火器营、健锐营等共25000余名兵丁。但真正能持火器上城作战的，只有神机营、虎神营及从天津退下来的残部约6000～7000人。

装备方面，鉴于八旗子弟多年来腐朽堕落，拿他们编练新军纯属自寻烦恼，所以绝大多数八旗兵的装备依然停留在乾隆年间，除了神机营和虎神营是以八旗子弟为主体编练的半西式军队外，其他部队和当年打准噶尔时的装备没啥区别，单兵装备最先进的只是老掉牙的单发毛瑟枪，还有笨重的抬枪、大量轻型前膛炮，就这样的装备，还面临弹药不足的窘境；而曾经作为八旗绝对主力的骑兵，更是和当年入关时没太大区别，大多数马甲仍用弓箭腰刀。

所以，当8月13日，1.8万侵略军兵临北京城下时，此时的北京已经摇摇欲坠，不堪一击，被征调或者自发前来保卫京城的武装力量人数众多，除正规军人外，另外还有大量的义和团等民间人士，总计约为15-16万。但实际上战斗力底下，也缺乏有效的组织训练，更没有统一指挥。

守卫力量中，除了八旗军外，主力就是武卫军，而武卫军中最能打的聂士成战死后，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斗志，董福祥、宋庆等部互相之间缺乏配合，装备也处于劣势，从杨村到通州，一败再败，禁旅八旗虽然出城袭扰过侵略军，但是没起到效果，反而伤亡惨重。

神机营、虎神营残部奉命驻守北京城外的马家堡、南苑等据点，试图阻击侵略军。但这些部队虽配备西式枪械，却缺乏系统的训练，炮兵严重不足，且指挥混乱，在联军的炮火覆盖和步兵冲锋下迅速溃败。扫清外围据点后，八国联军直接攻打北京城，外城随即在8月14日下午被攻破。

八国联军攻破外城后，除了武卫军和义和团外，部分八旗兵退守内城正阳门、崇文门，依托城墙进行巷战。曾经在平定大小金川之战中大放异彩的健锐营，在巷战中阻击侵略军，全军覆没，镶黄旗、正黄旗的旗兵在正阳门城楼与联军展开拉锯，但因寡不敌众且缺乏后援，最终伤亡逃散殆尽。

而联军攻占北京后，立即对八旗展开了血腥报复，意图彻底摧毁清王朝的立国支柱。在战斗中被重创的八旗军随后又在缴械、看押、饥疫、逃亡中再失万余人，真正实现了“三日而八旗之精锐尽丧，一年而八旗之编制荡然”。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中写到：1882年（光绪八年）内城旗人有44万，庚子后的1910年下降到不足20万人。其中内城18–45岁旗籍壮丁只有7500人。

据1902年练兵处统计，北京八旗可动员兵员仅剩1200人，且“无枪、无马、无饷”。战后重建禁卫军，京师八旗连一个禁卫师的壮丁都凑不齐，把东北热河还有地方驻防八旗兵源都搜刮殆尽，依然也不够数，不得不招募直隶山东等处的农家子弟。

摄政王载涛《禁卫军之建立与改编》里写到：“初拟尽选旗丁，旋以壮丁不足而止”“继拟旗七汉三，仍不敷额”“终成旗六汉四，汉队专设第四标，以山东、直隶农家子弟充之”。

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写到：“庚子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旗人死得最多。从北京陷落到慈禧回銮，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家家都披麻戴孝，人人如丧考妣。”

除此之外，针对八旗这一清王朝立国根基，侵略军司令部发布了十条极具针对性的政策，意图彻底瓦解北京城内的抵抗力量，摧毁清廷的统治支柱，彻底殖民化中国，最终彻底葬送了延续近三百年的八旗制度。

一、 立即缴械：
侵略军入城之初（8月15日至20日），便张贴《告旗兵示》，勒令内城八旗前锋营、护军营、骁骑营、火器营、健锐营等所有现役旗兵，须在24小时内将手中武器，以及象征八旗兵丁身份的号衣，悉数上缴至各区教堂或联军哨所，违者格杀。

侵略军士兵与基督教徒组成的巡查队逐街逐巷搜查，凡有隐匿武器者，当场处决。据美国海军陆战队日志明确记载，此轮收缴行动共计收缴各类枪支18736支、火炮97门、战马2300匹。

这一政策彻底消除了北京城内八旗兵丁反抗的可能性。八旗本以军事力量为立身之本，武器是就是吃饭的家伙，短时间内被大规模缴械，使得这支本就腐朽的军队瞬间沦为手无寸铁的群体。

二、 搜捕“首恶”：
自8月15日起至1901年2月，联军司令部精心炮制并公布了一份包含41人的《缉捕名单》，名单涵盖核心宗室成员载漪、载澜、刚毅等人，以及8名八旗都统、7名虎神营翼长等八旗军事体系的骨干力量，同时设置1000至10000两白银的悬赏金额，激励民众参与缉捕。

为扩大影响、确保缉捕效果，联军将这份标注着详细身份信息的名单，张贴于北京各城门、教堂等人员密集场所，由联军士兵与依附于洋人的教民共同执行。#兵者凶器#

三、 划区占领：
8月20日，联军正式成立“北京管理委员会”，将北京内城精细划分为11个占领区，分别由英、美、俄、日、法、德、意、奥、西、比、荷十一国军队管控，每个占领区均设立专门的“旗产清理局”，工作人员由联军文职人员与教民组成，他们依据清廷遗留的户籍与地产档案，对辖区内所有旗房、旗地、官房、仓廒、马圈等旗人专属产业进行逐一登记查封、拍卖，所得款项全部充作联军军费。此举直接切断了旗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大量旗人瞬间失去住所与生活来源，沦为任人摆布的弱势群体。

四、 集中看押：
8月25日至1901年5月，联军针对八旗残部实施了残酷的集中圈禁。他们按照八旗等级划分，将地位最为尊崇的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残存士兵2100余人，驱赶到地坛集中看管；其余下五旗残兵则被分别圈禁在先农坛、日坛、国子监等空旷场所；而老弱妇孺则被单独圈于雍和宫。

为防止旗人逃脱或串联，侵略军在圈禁地周围设置岗哨，每日定时对被圈禁者进行点名核查，严格限制其活动范围。但并未给被圈禁者提供足够的粮食。

据德军第3步兵旅的战地日志记载：“地坛每日饿死20-30人”。至1901年5月联军解除部分圈禁时，原本2100余人的上三旗残部，能自行走出看押圈的不足400人，其余人员要么饿死、病死，要么在混乱中“失踪”。导致八旗壮丁数量锐减。

五、 拆毁旗营：
自8月20日起至9月底，联军下达了针对八旗军事设施的系统性拆毁令。首要拆除目标便是“内城九门城楼及瓮城”，共计168座炮位彻底消失；紧接着，联军将火器营、健锐营的营地夷为平地，连圆明园护军营的营房也被联军付之一炬。据英军工程兵的战后报告统计，共计拆毁各类房屋4200间。随着这些军事设施的消失，“旗营”彻底变成历史。

六、 马匹、军器集中销毁：
8月25日至30日，联军在缴械的基础上，对八旗的战略资源实施了彻底的销毁行动。他们在八旗聚居区与马场展开拉网式搜查，共收缴八旗“官马”6800匹，联军将其中健壮马匹留作军用，其余数千匹老马、弱马全部枪杀；与此同时，收缴而来的战刀、长枪、盔甲等军器，被集中运至前门瓮城，当众焚毁。

此后十年间，清廷即便倾尽全力，也无法在北京八旗中凑出一个完整的骑兵营。

七、 烧毁档案：
8月16日至20日，侵略军开始毁坏旗籍档案，在搜查户部后库、内务府档房、八旗都统衙门后，将其中记载旗人身份、世袭谱系、俸饷发放标准、旗地分配情况的册籍悉数焚烧。

这场浩劫过后，清宫所藏的《庚子档案》仅存3%的残卷，1901年清廷试图为旗人补发一次旗饷时，竟找不到任何原始底册作为依据，只能采取“凭各人自报”的荒唐方式，最终导致虚报冒领现象丛生，饷银发放不了了之。

1902年，清政府虽勉强设立“善后八旗局”，试图恢复对八旗的管理，但该机构既无档案可查，又无公产可用，只能沦为一个空挂牌子的虚职机构。

八旗从此陷入“身份混乱”的状态，旗人无法证明自己的旗籍身份，清廷也无法对旗人进行有效的组织与管控。即便清廷有心恢复，也因缺乏数据支撑而无从着手，最终让八旗沦为一盘散沙。

八、 禁止旗服、旗语：
8月25日，联军发布了一道极具侮辱性与强制性的告示：凡在北京城内穿着黄马褂、佩戴翎顶等旗人标志性服饰，或使用满语呼喝者，一律“以匪论”，为确保政令执行，宪兵队在街头巷尾不间断巡查，一旦发现违反禁令的旗人就地处决。

清初八旗入关时，曾以“剃发易服”的高压政策强迫汉人改变服饰与发型，结果到了洋人这里一切都返回来了。

九、 经济绝源：
8月15日联军入城伊始，便封存内城24座粮仓，同时冻结户部银库（此时银库中仅剩37万两白银），旗人的俸饷发放被一律叫停。

在联军的封锁下，旗人失去了最基本的粮食与收入来源，据当时旗人的日记记载：“断粮40日后始有教会粥棚”，这意味着数十万旗人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只能靠乞讨、挖野菜度日。生存的压力，迫使旗人走上典当求生的道路：1901年至1903年，仅北京城内的当铺，就收到旗人典当的官补褂4.3万件、朝珠1.8万挂，这些曾经象征着旗人地位的物品，最终被变卖成维持生计的玉米面。

据1902年《顺天府赈济案》记载：“京师旗人十户九饥，每日领粥者6-7万人”。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旗人卖儿鬻女，只为换口饭吃，甚至直到20世纪20年代，京城内的妓女，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曾经的旗人家庭。

八旗制度是一种“兵民合一”的世袭制度，旗人无需从事劳动，仅靠清廷发放的俸饷，所谓“铁杆庄稼老米树”。现在旗人的经济来源没了，生活水平从此一落千丈，从养尊处优的“特权阶层”沦为社会底层的贫困群体，让旗人对清廷的认同感逐渐淡化。

十、 “善后”遣散：
1901年3月至8月，《辛丑条约》谈判期间，侵略军逼迫清政府下达“京旗各营兵丁，愿归农者听其自便”的诏令；与此同时，联军在北京各区张贴“出旗免罪”的告示，以“免罪”为诱饵，逼迫旗人脱离八旗体系，限期离开北京。在联军的威逼利诱下，大量旗人被迫选择“出旗”，要么回归农田务农，要么流亡他乡谋生。

据北洋善后局《庚子京师赈抚案》档案记载，仅一年时间，北京城内就有63000余名旗人办理出旗手续。而出旗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到1905年清末新政普查时，北京旗人中仅有63%能说出自己原属哪一旗，早已沦为“旗不旗、民不民”。

主持制定这套瓦解八旗政策的，是八国联军司令部和各国的驻华公使，而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也有不少中国人为联军出谋划策，这些人主要是依附于洋人的买办，还有教会中的华人牧师与教民领袖；甚至还有投降的官员，这些人对八旗制度的弊端了如指掌，清楚八旗的“七寸”所在。

从后续来看，这10条措施确实直接打在了八旗制度的七寸上，麻绳专挑细处断，分散处决、饥疫逃亡导致八旗在籍人口一年内锐减70%以上。联军后期把“清剿”行动扩展至北京周围50公里，凡发现旗营残兵、马群、军械即行剿杀或收缴。

可以说，庚子国难后，禁旅八旗从制度上被“连根拔除”，从此不再是国家机器，而成了一个“依靠救济的贫困族群”。

1902年，卖国已经卖得差不多了的清廷，财政彻底崩溃，不得不进行“化旗为民”政策，到1911年这十年进行法律去特权、财政断皇粮、土地给生路、教育换饭碗的系统工程，把八旗制度送入历史，也把百万旗人推入了近代的贫困与转型，最终彻底挖断了大清的命根子，在老舍的《茶馆》中，就有对这方面的大量描写。清政府财政和信用的彻底破产，也让朝廷与八旗之间的矛盾愈发激化，导致旗人也开始反清，最终在辛亥革命中，八旗制度与大清一起隐入尘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