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生都在等，等高考完，等大学毕业，等找到工作，等还完房贷……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松一口气”？
上海地铁撤下这种广告，并非否认现实压力的存在，而是开始拒绝在高频公共场域中，对焦虑进行系统性放大。与此同时，对西贝与罗永浩的争议，官方强调“警惕别有用心者”“防范情绪被操控”，这并非评判是非，而是开始在重新界定舆论的功能边界。

目前，正在谋求成形的转向是：舆论不再仅被视为意见与情绪的自然汇集，而被视为一种公共运行系统，甚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设施之一。

当舆论被基础设施化，治理逻辑也会随之而变。
评价标准不再是“是否真实”，“是否有表达权”，而是在提防：某种表达是否会引发情绪联结？是否会制造对立结构？是否放大了不确定性与系统风险？在这种框架下，情绪从个人感受转化为需要被评估、被管理的风险变量。

问题在于，这种转向并非没有代价。
当治理重点更多落在“情绪强度”而非“问题根源”上时，容易出现一种状况：情绪被低容忍了，但压力并未消失；表达被削弱了，问题却更加积累。尤其是那些缺乏专业话语能力、只能借助情绪表达处境的个体，往往更过早、更直接地被过滤在公共讨论之外，但“过滤”并不等于问题解决。

此外，对“动员型传播”的防御，若缺乏精细区分，也可能误伤正常的情绪表达。被操纵的愤怒与真实的痛苦，并不总是容易区分。一旦都被视为风险源，那公共空间就可能从“降噪”滑向“失语”。

因此，“低情绪容忍”并不等同于社会会更理性，也未必自动会带来更稳固的秩序。
真正决定情绪走向的，不是情绪被压低到什么程度，而是：在降低公共情绪烈度的同时，是否同步提高问题的回应能力，是否保留有效的情绪出口，是否允许真实的困境以不那么“优雅”的方式被看见被重视被解决。否则，低情绪未必意味着高稳定，也有可能只是把冲突从可见的时空，转移到更难察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