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赵婷在《纽约时报》的专访触动很深，她的坦率完全是反英雄色彩的。一个导演能做到的最大程度的诚实，大概就是如此。
她几乎完全放弃权威者的讲述姿态，把自己还原为一个始终处在不安、恐惧、重建并寻找归属的人。

「我的身体里既有将军，也有女祭司。

即使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生物本能并没有改变。我们想要保护孩子的冲动是不会改变的。

在现代世界里，死亡不再被视为生命的自然组成部分——一切都围绕着如何尽可能延长生命——于是，死亡几乎变成了一种羞耻。

《哈姆雷特》里有一句台词：万物皆有一死，“穿越自然，走向永恒”。如果你不是在有宗教或灵性信仰的环境中长大，那么“永恒”这一部分就被拿掉了。而你又失去了与自然的连接，甚至与你自己身体的连接，于是“穿越自然”这一部分也没了。最后你只剩下“万物皆有一死”。

如果用四季来比喻，我现在处在冬末、春初。正在回升。其实更贴切的比喻是“茧期”：我已经度过了毛毛虫被彻底分解的最深阶段——那是一年半极其不适的时期，你曾经以为“你是谁”的一切，都被碾碎了。

如果你极度害怕被抛弃、被逐出部落，你就不会努力去真正地归属，也不会从脆弱和信任的状态中去爱。我不认为人类是被设计成孤独存在的。

任何形式的归属，都伴随着被剥夺的风险。那种不会被拿走的“家”，是在你内在的，是你与神性、与巨大未知、与大地的连接。

连"理解的需求"本身，都是一种控制和恐惧。这正是作为人类的巨大悖论：永远要承受“生还是不生”“爱还是被抛弃”之间的张力。

当你描述你的经历时——那正是艺术存在的意义。艺术不是教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而是帮助我们记起我们是谁。」

#跨年电影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