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多地暴雪无家可归者仍露宿街头#
资本逻辑下的住房异化，无家可归者的“结构性宿命”

当纽约曼哈顿的豪华公寓单价突破1亿美元，同一座城市却有4500名流浪者在暴雪夜露宿街头——这种荒诞的反差，本质是美国住房体系被资本逻辑绑架的必然结果。自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美国政府持续削减公共住房预算，从1977年占GDP的1.2%降至2025年的0.3%，而私人资本对住房的垄断却日益加剧：前五大房产集团控制了全美30%的租赁市场，通过抬高租金、挤压廉租房供给，实现利润最大化。数据显示，美国低收入群体的房租收入比已达65%，超过400万户家庭面临“住房不安全”风险，而暴雪只是将这种长期积累的矛盾以生死考验的形式推向极致。

更值得警惕的是，无家可归者群体的扩大与美国“去工业化”进程形成恶性循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制造业外流导致蓝领岗位锐减，数百万工人失去稳定收入，而政府缺乏有效的再就业培训与社会保障托底，使得其中部分人沦为流浪者。本次暴雪重灾区之一的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曾是美国钢铁工业中心，如今失业率高达11.3%，无家可归者数量较2000年增长了217%。当资本追求全球范围内的利润最大化时，被抛弃的本土弱势群体，便成为极端天气中最易被牺牲的“沉默成本”。

治理体系的“双重失灵”，应急响应与权利保障的制度性缺位

美国暴雪救援中的混乱，绝非偶然的“能力不足”，而是治理体系“重资本、轻民生”的结构性缺陷的集中爆发。从应急管理机制来看，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的预算分配长期向灾害后的财产损失补偿倾斜——2025年FEMA预算中，78%用于灾后重建补贴，仅12%用于弱势群体应急庇护。这种“重财产、轻人命”的导向，导致庇护所床位不足、防寒物资储备匮乏：明尼苏达州的应急物资仓库中，防寒睡袋的储备量仅能满足当地无家可归者需求的37%，而这些物资的调配还需经过州、郡、市三级官僚体系的层层审批，错失最佳救援时机。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美国无家可归者的“权利保障”长期处于真空状态。与欧洲多国将“住房权”视为基本人权不同，美国宪法及相关法律中，从未明确公民享有获得基本住房的权利。这使得政府在应对无家可归问题时，始终缺乏强制性的责任约束——庇护所的开放时间、服务标准、容纳人数均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而政客的决策往往受选举利益驱动：在富人集中的选区，增设庇护所可能引发选民反对，因此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流浪者“驱赶”至边缘区域，而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本次暴雪期间，洛杉矶警方甚至对搭建临时帐篷的流浪者开出罚单，这种“治理暴力”本质上是权利保障缺失的直接体现。

弱势群体的“双重叠加困境”

美国无家可归者在暴雪中的绝境，更折射出全球化与气候危机双重背景下，弱势群体面临的“叠加性不公”。从全球化维度来看，美国作为全球化的主导者，其资本向外扩张带来的利益，主要流向了顶层精英——过去30年，美国最富1%群体的财富增长了300%，而底层50%群体的财富仅增长12%。这种贫富分化的加剧，使得社会保障体系的“安全网”不断收缩，当极端天气来临时，缺乏财富积累的无家可归者，只能独自承受危机冲击。对比同样遭遇暴雪的德国，其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政策调节贫富差距，无家可归者比例仅为美国的1/5，且政府需依法为流浪者提供长期住房与生活保障，这正是不同发展模式下的民生差异。

而气候危机的加剧，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不公。气象数据显示，美国极端寒潮事件的发生频率，从20世纪的每10年3次增至如今的每10年7次，这与全球变暖导致的极地涡旋不稳定直接相关。当暴雪、飓风等极端天气成为常态，无家可归者作为“气候脆弱群体”，既没有能力应对灾害，也无法获得制度性的庇护，最终沦为气候危机的“替罪羊”。

风雪中的文明叩问，谁该为“被遗忘的人”负责？

这场席卷美国的暴雪，如同一场严苛的文明考试，而美国的制度体系交出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无家可归者在零下46℃的严寒中露宿街头，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凌驾于人性价值、制度设计漠视基本权利、全球化红利分配失衡的集中体现。当一个国家能投入数万亿美元用于全球军事扩张，却无法为77万流浪者提供足够的庇护所；当顶层精英在恒温豪宅中安然度日，却对街头的冻僵者视而不见，这样的“文明”显然存在深刻的价值偏差。

暴雪终会停止，积雪终将融化，但无家可归者的困境不会自动消失。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美国社会重新审视“发展的本质”——发展不是资本的无限增殖，而是让每个公民都能享有尊严与保障；需要重构治理体系的价值导向，将“人的权利”置于资本利益之上；更需要在全球化与气候危机的双重挑战下，建立更加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与风险分担体系。否则，下一场风雪来临之时，仍会有无数“被遗忘的人”，在严寒中挣扎求生。而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理应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在极端天气中，找到温暖的庇护所，而不是被抛弃在冰冷的街头。